首页 -> 2008年第4期
最熟悉的陌生人
作者：［美国］埃利塞·沙因 保拉·伯恩斯坦 著 胡开宝 王 彬 缪 余 译
Copyright 2007 by Paula Bernstein & Elyse Schein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Regal Literary Inc.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8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0-2008-146 号
序
想象一下，有个人和你长相几乎没什么两样。她穿过房间，望着你，说声“你好！”，说话的声音和你一模一样，你会是什么感觉？你发现她的生日、过敏症、痉挛的发作，甚至笑的模样都和你相同。看着这个人，你仿佛是在凝视自己的眼睛，从外面观望自己。这个相貌酷似你的人具有和你完全相同的DNA，实质上就是你的克隆。
然而，我们不必去想象我们是一对双胞胎。小时候我们被不同家庭收养，长大成人。我们知道彼此是双胞胎之后，35岁时才第一次相见。
我们试图了解这一内幕，同时本能地想记录所掌握的情况。重逢后的最初3个月内，我们发了数千封电子邮件，比较我们最喜欢的电影、书籍和食品。很快我们发现彼此既有一些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也有一些令人惊讶的不同之处。
我们全身心地了解彼此，情不自禁地对先天和后天影响进行非正式研究。我们不清楚我们个性的哪些方面是由基因决定，哪些方面是由环境影响所致。
起初，我们打算各自撰文描述我们的重逢，但这一计划后来变成我们两年协同完成的一个项目。我们在了解亲生父母家庭，分析我们分离的原因时，发现安置我们的一家收养机构令人不愉快的真相。我们了解到我们分离的原因不是情势所迫而是现今摒弃已久的理论——孪生现象给双胞胎本人和他们的家庭带来负担。一些参与同胞子女秘密研究的人员曾经对我们和其他被分离的双胞胎和三胞胎进行跟踪研究。
许多难忘的双胞胎故事，如《王子与贫儿》等文学作品和《父母陷阱》等流行经典作品，都围绕起初分离但最后团聚的双胞胎展开。这一传奇反映了人们对自我本质的根本兴趣。同时，这一永恒的故事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每个人与众不同的原因是什么？
自1875年以来，这一问题一直使科学家们着迷不已。当时，查尔斯·达尔文的表弟，英国人类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开展了有史以来第一项双胞胎研究。高尔顿比较了一组同卵和异卵双胞胎，认为“先天因素的影响远远大于后天的影响”。自那时以来，分离的同卵双胞胎——DNA相同，但在不同环境中长大——给研究人员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使他们得以理解先天和后天这一永恒的问题。二战期间，门格尔在纳粹集中营对双胞胎进行骇人听闻的试验。自那之后，这类研究逐渐减少。通常，人们对行为是天生的这一观点嗤之以鼻，甚至认为这一观点反映了种族歧视。
如今，大多数收养机构禁止分离双胞胎，认为这可能有害健康。《双胞胎：关于我们自身》一书的作者，普里策奖获得者劳伦斯·怀特估计，世界上经确认分离的双胞胎不足300对。和我们不同的是，大多数双胞胎在一段时间内由血缘关系亲属抚养，都知道自己的孪生兄妹，或者彼此接触多年。
在超声波扫描图像上，我们看到双胞胎在母体的子宫内亲吻、击打、拥抱。显然，双胞胎之间的亲密联系在出生之前就已存在。然而，在母亲体内一起呆了9个月之后，我们重逢之时却形同陌路。
第一章
埃利塞：6岁时，母亲，也是我的养母，我的真正母亲，就已过世，但整个童年时代，我总觉得母亲在天堂里关注着我。我内心珍藏着她的一些形象，如同珍贵的照片一般，我可以随时使这些形象复活。我仿佛看见，一个周六的夜晚，她坐在梳妆台前，描着她那黑亮亮的睫毛，准备和爸爸一起出去。她那香奈尔5号香水的香味令人痴迷。
我能看见她。我穿着睡衣站在门道里，她在镜子里朝我瞥了一眼，对我笑了笑。她头发乌黑，仿佛白雪公主一般。去世之后，她似乎只是暂时失踪了，如同一位公主被流放到某个偏僻王国一样。我相信在那个王国，她会赐予我神奇的力量。
在长岛社区，我跳绳跳得比其他女孩好。我知道这是因为母亲和我在一起。同爸爸和哥哥一起去钓鱼时，母亲帮我把钓到的鱼拉起来。我只需集中注意力，便可调用母亲的力量，我的青蛙会获得社区比赛的胜利。
我没有被允许参加母亲的葬礼，她的死对于我而言始终是个谜。其他孩子问起她的死因时，我很有把握地说她是因为背疼而去世。后来我才知道她背疼是因为癌细胞已侵入她的脊椎。
母亲的离去使我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我记得她过世后不久，我站在房子的窗户前，屋内一片漆黑。一人独处时，只有我在窗户玻璃中的映像与我相伴，我开始意识到自我。然而，离开窗户玻璃时，我的映像消失了。我问自己，为什么我是自己而不是其他某个人？
2002年秋天之前，我从来没有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几个城市和多种文化塑造了我，我为此感到自豪。我对母亲的死一无所知，我搜集到的几个情况在我看来是那么重要——她去世时才33岁，这似乎与我们家新地址格兰纳达圆形区33号有某种联系。我在巴黎呆了一年之后年满33岁，这时我越来越想了解自己的出身。这或许并非偶然。人到33岁的感觉同其他人描述的人到30岁没什么两样。我觉得自己应该顺理成章地步入成年。
为矫正严重的散光，我近日开始戴眼镜。由于散光，数年来我所看到的世界只是美丽的模糊景象。戴眼镜之后，往昔看不见的所有细节一下子被聚焦，被放大。不过，即使这意味着放弃自己关于世界的乐观看法，我也愿意面对现实。
我在最靠不住的地方上班，在位于巴黎商业区中心的一家法国资本投资公司做临时接待员。我在这里上班，部分原因是我想吃除罐装炖菜之外的食物。聊以自慰的是，我和那些使用通勤票的郊区人不一样。他们得省下钱来购买卫星接收器，支付每年到法国南部6周假期的费用。
刚开始，我观察法国商务礼仪，觉得有趣。不过，这种新鲜感逐渐消失。于是，我便摆弄起前台电脑。我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姿态，一坐就是几小时。我一边接听电话，一边在不同搜索引擎内键入一些单词和话题。我键入老朋友的名字，发现来自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同学已做了哲学教授和纪录片导演。有一位甚至制作了最新的雅克·库斯托电影。
此外，我还将煮好的浓咖啡送给那些穿着制服的大人物。与此同时，我开始怀疑自己所走的道路是否能够实现导演电影名作的梦想。大学毕业之后，我移居到巴黎，离开了纽约和男朋友，追求一种自认为是风格独特的导演所过的生活。我经常到索邦大学附近街道两旁的小影院和小戏院看电影，这便是我在巴黎所接受的电影教育。坐在漆黑的影院里，我仿佛又回到了让人感觉安全的母体，与陌生人组成的国际大家庭里的人连为一体。
我想走得远远的，成为另外一个人。在法语中，我的名字“斯塔西”听起来像东德秘密警察的名称“斯塔思”。我想起一个在任何语言里都可以发音的名字，于是我选择了我中间的名字“埃利塞”。不过，我不能完全改变自己的名字，因为不管我跑多远，我总是希望人们能够轻而易举地找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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