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最熟悉的陌生人
作者：［美国］埃利塞·沙因 保拉·伯恩斯坦 著 胡开宝 王 彬 缪 余 译
第十五章
保拉：即使在我“离职”之后，我所做的每件事似乎都与埃利塞和我之前一直进行的调查有关。因为许多记者、双胞胎和他们的养父母住在斜坡公园，在听了我的故事之后，好像每个人都有故事要讲。有时候，一次不经意的巧遇就会使我们的调查有了新发现。
一个温暖的夏日午后，在斜坡公园3街游乐场，我一边推着杰茜和鲁比荡秋千，一边与另一个孩子的母亲聊了起来。我们交流了生活中的各种趣事，我也透露了最近发现自己是个双胞胎。
“你可能不相信，但是我认识一个人也是从路易斯·威斯公司被领养的，并且也发现她有一个双胞胎姐妹。”这个皮肤白皙的娇小女人说道，“我觉得她参与了某个研究。”她递给我一张纸条，匆匆写下她朋友萨拉的电话号码。“打个电话给她。”她说。就这么简单。
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萨拉的时候，她接到路易斯·威斯公司经手的另一个被分开的双胞胎的电话，大吃一惊。我屏气凝神地听完了萨拉如何发现自己还有一个双胞胎姐妹的故事。
萨拉第一次察觉到还有一个双胞胎姐妹是在她7岁的时候。一天下午，她去看望住在街区南面的朋友阿曼达。和萨拉一样，阿曼达和她哥哥杰弗里也是从路易斯·威斯公司领养的。“我记得阿曼达和杰弗里告诉我他们刚刚在朋友家，那里有个小女孩长得和我很像。”
7岁的萨拉还没有足够的悟性把她朋友说的话和心理学家有时到她家测试她的各种能力，并拍摄她的生活联系起来。但是有一次萨拉的父母听到阿曼达和杰弗里说的话，他们立即打电话给路易斯·威斯公司询问这件奇怪的事情。
这家公司承认萨拉有一个双胞胎姐妹吉尔，她和养父母住在纽约。这时萨拉的父母才得知他们以前同意参与的儿童发展研究实际上是双胞胎研究，感到非常气愤。这个秘密被披露之后，路易斯·威斯公司打电话给吉尔的父母，告诉他们吉尔是双胞胎中的一个。这家公司请求两个家庭不要把真相告诉自己的女儿。“我父母被告知，‘你们必须把她们俩分开来，如果她们俩见面，后果不堪设想。’”萨拉说道，“我父母赞同了他们的说法，因为他们不想造成进一步的伤害，于是就照着路易斯·威斯公司所谓正确的做法去做了。”就这样，两个家庭都退出了纽伯的双胞胎研究项目。
几年之后，即1977年，在17岁生日的一周前，萨拉参加了游泳运动会。有一个选手告诉萨拉她和他们学校的一个女孩子长相十分相似。这句话在萨拉心中产生共鸣，因为她总觉得父母对自己隐瞒着一个家庭秘密。在那次游泳运动会后不久，萨拉第一次见到了她的孪生姐妹吉尔。除了在游泳方面不相上下，她们还有不少共同点。她们的哥哥或者姐姐也是从路易斯·威斯公司领养来的，而且成人之后都与爱尔兰人结婚了。萨拉和吉尔团聚之后，她的父母承认自从她7岁时在邻居家发生的那件事之后，他们就知道她还有一个孪生姐妹。
“我顿时觉得天崩地裂，对一切都丧失了信心。这件事是非常有害的，因为我当时正处于可塑性很强的年龄段。”萨拉回忆道。
萨拉得知有一个孪生姐妹后，最初感到十分兴奋，但现实并不那么容易被接受。上了大学之后，19岁的萨拉变得郁郁寡欢并且退了学。和萨拉一样，吉尔也离开了大学，之后再也没有回去。萨拉的精神状态令她的父母忧心如焚，于是他们联系了路易斯·威斯公司的维奥拉·伯纳德，就是她起初使萨拉和她的孪生姐妹分开的。伯纳德博士答复说萨拉不能成为她正式的病人，但会每星期免费来看望萨拉，对她进行专业心理辅导。同时，她也愿意对萨拉的孪生姐妹提供心理辅导。
萨拉不记得伯纳德博士是否曾经因为把她和孪生姐妹分开或者在双胞胎研究方面误导她父母而表示过歉意。“我仍然能记得听到过伯纳德博士说，‘我希望让两个家庭都快乐。’我父母相信了她的说法，而我也相信了她。”萨拉回忆道。
萨拉和吉尔团聚不久之后，她们就查到了她们亲生母亲的下落，得知她饱受着抑郁症的折磨。萨拉和吉尔如今已经四十七八岁，都被诊断患有两极型异常疾病，也称为燥郁症，为此她们都接受了不定期的住院治疗。研究表明两极型异常疾病中有强烈的遗传因素的影响。如果一个同卵双胞胎患了这种病，双胞胎中的另一个得这种病的几率高达70%到80%。与此相反的是，异卵双胞胎患病的几率只有10%到16%。
我想起了同《纽约日报》记者斯蒂芬妮·索尔的谈话，正是她让我首先想到这个研究的目的之一有可能是确定精神病的遗传可能性。除了我和埃利塞一生中都被抑郁症所困扰之外，前面提及的一组三胞胎中的3个人也都在童年时期去看心理医生，其中一人在成年之后自杀了。如今，我们得知了萨拉和吉尔也患有两极型异常疾病，就更难无视这个假设。
“萨拉和吉尔像她们的生母一样都曾受到过精神病的煎熬，这点让我很惊讶。也许纽伯博士当时确实在研究精神病的遗传问题。”我对埃利塞说，她看上去似乎相信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我们决定应该坚持和纽伯博士见个面，希望最终能从他那儿得到些答案。我从家里打电话给纽伯博士,尽量表现得很随和。自报家门后，我提出要和他见上一面。
“你知道，决定把双胞胎分开的是路易斯·威斯公司而不是我们。”他说。
“是的，我们明白，根据维奥拉·伯纳德的理论，双胞胎分开来抚养会对他们更好。”我附和道。
纽伯博士并没有再次挂断电话，相反，他说：“下次再打给我。”不管怎样，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些希望。
埃利塞：在景前街区一家法国咖啡屋里，我随意问了一下他们是否需要人。这家餐馆温暖舒适，暖色调的墙壁上挂着法国茴香酒的海报，让我想起了在旧金山工作过的那家餐馆。既然保拉和我的调查研究已接近尾声，我就可以悠闲地接这份服务生的兼职工作。一边把盘子端平，一边和顾客闲聊，我感觉舒适自在。
在炎热的盛夏，我们的调查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仿佛就是故事书里的女侦探哈里特或南希·德鲁。
最近，保拉和我收到一封来自犹太家庭及儿童服务理事会的律师艾伦·尤瑟姆的信。她拒绝了我们查看存放在耶鲁大学的双胞胎档案的请求。南希则按照承诺安排我们和路易斯·威斯公司前任董事长杰尔姆·费尼格见面。保拉和我希望杰尔姆·费尼格能够凭借他的影响力，说服路易斯·威斯公司董事会开启这项研究的一些档案，披露这项研究的真正目的。这样，离了解我们的过去又近了一步。
大世纪站台外的街道非常闷热，保拉和我从那里的喧闹里逃离出来，一阵风似的跑进耶鲁精英俱乐部。着装正式的服务生向我们打招呼，一盏枝形吊灯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我们仿佛来到豪华宾馆。南希身穿一件做工考究的黑色小礼服在门口迎接我们，皮肤比我们上次碰面时晒得更黑了。她把我们介绍给她的朋友，费尼格的儿子布鲁斯。布鲁斯也是从路易斯·威斯公司被领养的。看起来，我们这些收养子女的人数已达到召开路易斯·威斯收养俱乐部临时会议所需要的法定人数了。
南希和布鲁斯领我们进入豪华的起居室，雪白的墙壁上挂着从耶鲁大学毕业的许多美国前任总统的画像。我一边置身于高档的耶鲁俱乐部会所，一边却盘算着要得到存放在耶鲁大学的那些档案，我觉得这颇具讽刺意味。75岁左右的杰尔姆·费尼格看上去很威严，像法官一样坐在高背椅上。坐在他面前，我们觉得像在求助于法力无边的奥兹巫师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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