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最熟悉的陌生人
作者：［美国］埃利塞·沙因 保拉·伯恩斯坦 著 胡开宝 王 彬 缪 余 译
米勒女士解释说，路易斯·威斯公司会告知前去的夫妇，收养子女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只有一些非常特别的夫妇才会真正爱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如此看来，你的父母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她说道。
“他们的确如此。”我肯定地对她说道。当听到楼上传来鲁比的号啕哭声时，我意识到自己该去做正事了——自己早该去替换保姆了。于是在谢过米勒女士后，我挂了电话。
那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我给父母打了电话。他们也记不得当时在路易斯·威斯公司是不是有人问过他们会不会介意收养一个有家族精神病史的孩子。
“我倒记得有人问过，是否会介意领养一个残疾儿童，当时我们都觉得自己会介意这样的事情。”母亲回忆道，“他们还问，‘如果一个孩子在领养后得了残疾或是患了什么病，会不会介意？’然后我回答说，‘那情况就不同了，因为他们已经是自己的孩子了。’”
父母当时全然不知，他们对这个特别问题的回答可能会导致领回一个“不明病史”的孩子。
埃利塞：自从最后一批哀悼者离开父母家后，那里就萦绕着一股死亡般的气氛。“如果你碰上什么事情，我们希望你自己来决定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父母这样对我说。保拉曾经一直说，她觉得自己应该对我负责任，因为我过去都是靠自己。现在，泰勒去世了，父母也已到中年，我觉得自己要是立遗嘱，保拉就是那个我想让她去宣布遗嘱的人。
告别父母，离开了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家让我觉得异常悲伤，但令人感到宽慰的是：至少自己在纽约还有一个家可回。
第十八章
保拉：初雪降临，布鲁克林的人行道泥泞不堪。杰茜很兴奋，看到水洼就踩，不过我们要先给她买双冬天穿的靴子。我是在西风景公园的一家童鞋店接到犹太家庭及儿童服务理事会的希勒尔·赫士宾的电话的。我和他说“现在不方便接电话，能不能等会儿给你打过去”，但是他却告诉我一个坏消息。在我和埃利塞被收养之前，儿童发展中心不再将我们作为双胞胎研究项目的研究对象，犹太家庭及儿童服务理事会于是认定耶鲁大学档案处肯定没有我们的资料，这样他们再次拒绝我们调阅档案。
我们要修改一下游戏方案了。只要我们能与其他被分开的双胞胎和三胞胎合作，犹太家庭及儿童服务理事会就不能再搪塞我们了。双胞胎研究的其他研究对象也很想知道这项研究的目的。我们寄出了一份最新申请，该申请由这些双胞胎和三胞胎签名，要求与犹太家庭及儿童服务理事会交涉。之后，埃利塞和我终于要在这周和纽伯博士见一面。
在和纽伯会面的那天早晨，我和埃利塞在地铁站台会合。我提醒她：“就算我们再生气，也必须要表现得热诚。”我们也尽量不要向他透露个人信息，否则他现在就可以“研究”我们了，这正中他的下怀。
“我会装得很酷。我很想对他大吼大叫，不过我向你保证，我会规矩的。” 埃利塞说道。
“他肯定会很恼火，所以我们尽量不要惹他。说不定他会把我们骗到他的公寓，绑架我们然后给我们洗脑。”我轻描淡写地说。
“以防万一，我早就告诉韦尔斯我今天要去哪里了。”埃利塞一说，我们都咯咯地笑了。
3个身着制服的门卫迎接我和埃利塞, 我甚至还期待他们向我们敬礼。不过，他们只把我们领到了纽伯博士这间曼哈顿上东区寓所的豪华休息室。站在博士家的门外，我们深深吸了一口气，准备着等会儿怎么对付我们的敌人。这时纽伯博士打开了门，热情地微笑着，招呼我们进去。
当他听我们说起埃利塞最近从纽约搬到了巴黎，他就改用法语和她攀谈起来。埃利塞告诉他她住在蒙帕纳斯的高档住宅区，纽伯博士惊讶不已。从他在电话里唐突无礼的反应，我们以为他会恶意粗暴地对待我们。可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却恰恰相反，他非常和蔼可亲，倒像是一个失散多年的叔伯请我们喝下午茶。
纽伯博士黑漆漆的公寓大得像个洞穴，很容易迷路。他领我们穿过一个由精致的鸟类绘画装饰的大厅后，带我们来到他以前做心理咨询的客厅。我和埃利塞坐在他的对面，我们周围堆满了有关诗歌、心理学和文学方面的书籍。纽伯博士穿着黄褐色的灯芯绒裤子，黑色的毛衣，坐在破旧的沙发里。他摘下金属框的眼镜，示意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在我们提出第一个问题之前，纽伯博士拿出了一本笔记本，开始记笔记。他移开桌子，看上去倒像是要采访我们。他问我们为什么来找他，我们只能把那老生常谈的故事再和他讲一遍。
“我从来没想过要去找我的亲生父母，但是当我知道我有一个双胞胎妹妹的时候，一切都变了，我们总是一家人啊。”我说。
“我问过路易斯·威斯公司为什么要把我们分开，他们告诉我这是为了一项研究。”埃利塞补充道，“ 你知道为什么后来我们又没有卷入这个计划？”
纽伯博士承认，负责这项研究的儿童发展中心组织当时的确来找过我们，但由于我们两姐妹体重上有差异，儿童发展中心就没有接受我们。我比埃利塞早4个月被人收养，所以研究结果一定走样。纽伯博士还说，9个月大的时候，寄养家庭已经对埃利塞产生很大的影响，那时再比较我和她就没有意义了。
每当埃利塞或者我问及纽伯博士和其他研究人员做这个项目究竟为了什么，他就摘下眼镜，慌张地看着我们，接着，吞吞吐吐地说，这个研究项目是为了确定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每一个人各自的身份。先天基因和后天环境哪个对人的影响更大？
纽伯又解释道，当时维奥拉·伯纳德坚信双胞胎没有得到父母充分的关注。既然路易斯·威斯公司可以把那些兄弟姐妹分开，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双胞胎也分开呢？
纽伯博士颇为骄傲地说，儿童发展中心的研究是跟踪调查那些一出生就被分开抚养的双胞胎，而这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他坚持说，研究并非是双胞胎被分开的目的。
“研究进展如何了？”我问道。
刚开始，研究人员每两个月去这些双胞胎的家里调查，之后每4个月去一次。每次上门走访，他们会对这些双胞胎和三胞胎进行测试、拍照甚至录像。
为什么研究内容从未公开发表过？纽伯博士说要是让双胞胎看到这些内容的话，会对他们造成伤害，因为他们许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双胞胎。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居然口口声声说是在保护我们这些人。
“对于像我们这样已经知道这个研究的人呢？”我问道，“如果你能帮我们得到那些资料，我们愿意签署法律文件，承诺我们不会泄露机密信息。”
纽伯博士说看了这些数据会对人造成伤害的。
“对谁造成伤害呢？”我问道，可他拒绝回答。虽然纽伯博士不愿直截了当地回答我们的问题，但他暗示当时研究人员在研究如何使孩子和养母更好地组合。同时，他们计划跟踪双胞胎的成长轨迹，想知道收养的经历是如何成为孩子负担的。
“那么，当时你想研究不同母亲的养育方法会对孩子有何影响？”埃利塞问道。纽伯博士表示认同地点点头。
“我很想知道你得出了什么结论。” 我说道。
“我肯定你很想知道。”他一边说一边邪恶地笑着。
我不屑一顾，继续问道：“那么，维奥拉·伯纳德主张分开双胞胎有利的理论是正确的吗？”
他承认，如果她活到今天不会再有这样的想法。
“那你认同她的理论吗？”
纽伯博士不愿回答，只是再次提醒我们，他与维奥拉·伯纳德决定分开双胞胎一事毫无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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