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最熟悉的陌生人
作者：［美国］埃利塞·沙因 保拉·伯恩斯坦 著 胡开宝 王 彬 缪 余 译
保拉：我们都很清楚，我们的生母是个犹太人，所以我们就浏览加西亚、贺南德泽和维塔雷利等姓氏，之后又转到科恩、斯坦伯格和夏皮罗等姓氏。我默默地祈祷，但愿我们的姓氏不会糟糕到类似“海门”什么的。
我找到丽莎、里拉、朱蒂斯、米歇尔等姓名， 还有特拉·伯恩斯坦，但唯独就没有保拉。照出生记录看来，并没有哪个保拉·伯恩斯坦在1968年10月9日出生于斯塔滕岛。也就是说在我养父母收养我并给我取名保拉·伯恩斯坦之前，我并不存在。要是他们当时收养了埃利塞或者另外一个婴儿，那么她会成为保拉·伯恩斯坦，而不是我。
亲生子女也许会想：要是我们的父母素未谋面或者没生小孩，那将会怎样？但被收养的孩子们却会有无数个假设的情景。既然我知道了我被收养的各种不同寻常的情形，我可以想象更多可能的结果。
埃利塞和我盲目地来回翻阅了好几个小时，尽可能使自己注意力集中。鲁比才3个月大，前一天晚上几乎通宵都闹腾着没有入睡，我实在太困了，查着查着禁不住打起盹来。图书馆里的空调嗡嗡地响着，像催眠似的，我恍恍惚惚地进入了梦乡。除了早上咖啡奶茶的一点作用外，唯一支撑我保持清醒的就是找到我们生母的希望。
最近，我和杰茜一起看了电影《查理和巧克力工厂》。我一直在等待我们中的一个能够找到一张“金券”。我想象埃利塞和我欢天喜地地跳到一张长长的木桌子上，引吭高歌。
我查出了几个纽约出生的小学同学：劳伦、珍妮佛、梅莉萨和艾米。不知为什么，她们的名字只是按家族姓氏和父姓列出的，并没有列出母亲姓氏。我非常嫉妒我的这些老朋友。只要想查，她们就能轻易地查到自己的出生档案，而不必像我一样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去查询成千上万个名字。她们的家庭血缘关系一清二楚，而这对我来说却是一种奢望。
因为两个一致的出生日期不常出现，我每次看到双胞胎就会停下来。马克斯韦尔和马可欣，詹妮和詹姆士，海伦和海雷恩，等等。我搞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都有这么好听的名字。如果埃利塞和我以双胞胎身份被人抚养，我们会不会也有押头韵的名字呢？我们的父母会不会把我们打扮得一样呢？
花了5个小时，查阅了数千份出生档案后，我们只分别查到了F部和R部。
“我估计我们只有下周再来一趟才能查完。”埃利塞沮丧地说。
“再多查一页吧，”我说，“我有种感觉，我们的名字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我还不准备认输放弃呢。”
就像是大西洋城里乱下赌注的赌客一样,在轮盘上抽数字希望赢大奖，我跳到犹太姓名集中的那些页面，想发现点什么。可惜今天运气不好，什么也没有。埃利塞和我发誓马上回来查完这些档案。
埃利塞：我没有带行李在出租房住了两个月后，终于搬了出去，住进了靠近克林顿山的一幢公寓里。约瑟夫和他男朋友也刚搬到附近。尽管我挺喜欢斜坡公园那儿的和煦夏日，但我还是自然而然地倾向于住在到处都是单身年轻人，思想活跃开放的社区里。另外，我意识到保拉和我都需要各自独立的空间。那时我就想让她留在斜坡公园，自己一个人去克林顿山过逍遥自在的日子。
我在巴黎的公寓面积很小，只有我现在住的一居室公寓的房间那么大。这套公寓很宽敞,属于战后住房合作社所有。我准备在布鲁克林给自己安个家。我拿出玛格里特玻璃杯垫，这是我在布鲁塞尔的一家酒吧喝格里姆伯根啤酒得到的。接着，我把珍爱的电影海报量好准备做个框架。屋里的装潢摆设是我在网上淘旧家具，一点点攒起来的。每一件对我来说都是独一无二，都有自己的故事。据说，一位中年妇女为失去她所爱的装饰品而伤心。这些年来，她保存那些装饰品全是为了她的女儿。可到头来，她女儿根本没兴趣继承她那可怜的遗产。我确实继承了一些宝贝，可那些宝贝根本不值钱。家里给我留下的只有些脏兮兮的银器。这些东西还是我继母的外婆传下来的呢。
把这些东西运回家实在是麻烦。一个好心的出租车司机帮我把一个大木书柜绑上了绳子，可我还是得自己把它背回家。要是我现在住在约瑟夫家和我纽约大家庭的附近，我大概经常会找到帮手的。我知道就像许多初到一个城市的人一样，我只有花钱才有人肯帮忙。谁知打电话找了两个搬运工都不满意，我只能再找第三个。他登在craigslist.com网站上题为《有卡车的男人》的广告是这么结尾的：“祝你好运。韦尔斯上。”一个搬运工怎么会有韦尔斯这样的名字呢？我打电话给他，请他周日来搬走那些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和那台大屏幕电视机。他很好说话，声音听起来像是英语专业学生在和同学聊天。
劳动节前一天，我在大楼的警卫室外和韦尔斯见了面，打了招呼。相视一笑后，我们钻进他的松绿色丰田卡车准备去搬家具。收音机里飘着巴蒂·赫利的悠扬歌声。我们自由自在地谈论音乐，交流在布鲁克林的生活经验。虽然刚从北卡罗来纳搬到这儿不过9个月，可他说起纽约来却和当地人一样熟门熟路。
“你是从哪儿搬来的？”他问我。
“巴黎。”
“啊，很好。我曾在阿讷西住过3个月。”他用温文尔雅的法语回答道。
我遇到了一个乡村来的伙伴。
他的头发像婴儿的那样蓬松，带着淡黄色，皮肤像牛奶一样白。他亮闪闪的绿眸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曾在德国上学，在塞内加尔当过志愿者。他一边像个搬运工一样到处做兼职，一边在一家媒体企业干一份全职工作。尽管只有20多岁，但毫无疑问他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韦尔斯本来是我雇来帮忙的，可和他呆了一段时间，彼此熟悉之后，我几乎忘记付钱这回事了。搬完之后，我给他一听可乐，这样我们可以接着谈下去。
他注意到了我桌上那本关于精神分裂症遗传性的书。尽管我之前对他避而不谈我们进行的调查，我还是挺平静地告诉他，我的生母曾被查出患有精神分裂症。
“我曾祖母也曾在精神疾病中心呆过好多年。”他的回答十分平静，好像这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他把他的电话号码给了我，让我需要他服务的时候好告诉他。可我感觉他这是在想方设法约我出去。晕晕乎乎地和他告别之后，我紧紧地抓住写有他电话的小纸片，生怕它丢了似的。
我很快打了过去，问他能否抽时间一起出去。“好啊！”他的回答很热情。接着我们商量了那晚该怎么过。
我很庆幸，如果是我家人来帮我搬家的话，我就永远见不到我的男朋友了。
一星期后，我们回到了家谱阅览室。保拉和我又重新开始了令人乏味的检索人名和日期的工作。在查到以字母T开头的人名时，我听见保拉合上了书。保拉改进了检索方法，已完成了她那一半的检索任务，排除了我们两人的姓是由以A到K字母开头的可能性。我们继续找下去，查到了沙因和伯恩斯坦，发现我们的名字竟然和我们养父母的名字是一样的，实在是有点讽刺意味。我示意保拉坐在我旁边，让她负责查阅这本书的左边部分。我们如同暹罗的双胞胎一样，同时看着一本书。
虽然我们小心翼翼地检索着名字列表，我仍然担心我们会漏掉或会出错，因为检索时我们不时地停下来小声说话。当保拉指着关于她一些同学的条目时，我一直记着要告诉她关于韦尔斯的事。
“我对他感觉不错，他说我很漂亮。”
“我也听到过这类赞美。”保拉说道。我坐了个鬼脸，强调这句赞美是给我一个人的。
“嘘！” 一位坐在长桌尽头的面容憔悴的中年妇女嘀咕道。
“对不起。”我们眨了一下眼睛一同说道，我们尽量忍住不笑。突然之间，保拉和我成了被老师责骂的淘气小女孩。尽管现在我们的检索工作十分严肃，但我们发现现在的气氛要比预期的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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