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最熟悉的陌生人
作者：［美国］埃利塞·沙因 保拉·伯恩斯坦 著 胡开宝 王 彬 缪 余 译
一周后，我收到一个普通的白色信封。打开之后，里面有一张打印出来的报告，是关于我们寄养母亲的，标题为《麦高恩太太的临床印象》。在信纸的右上角，用大写字母写着“玛丽安和珍”两个名字，旁边是我和埃利塞的出生日期。我一直都知道被收养时我的名字是珍，然而埃利塞原来的名字叫玛丽安，这对她恐怕还是一大新闻。
很显然，在我们生下来只有28天的时候，珀尔曼博士曾经来过我们的寄养家庭，并记录了一些详细的观察结果。
麦高恩太太好像对照顾双胞胎很在行，而且善于观察。她指出了她们的生理差异，比如体重、脸型和胎记等。只要仔细地观察，这些差异很容易发现。她还提到她们行为举止上的不同，比如说珍比玛丽安要活跃一些。珍醒得早，哭得更响亮而且时间更长，不大好哄。我上次去的时候还没发现这些差异……麦高恩太太很喜欢双胞胎，很明显看到她们就感到高兴。她更乐意去照顾……她显然是有些偏爱珍，因为珍更活泼，更难缠。她似乎对这种偏向有点内疚，不过往往根据实际原因为自己辩护。她尽可能对她们一视同仁。
大多数人可以从父母那里得知他们生命之初头几个月的情况，而我们所能参考的只是这张薄薄的信纸。解读其中的每一条评论对我都很有诱惑力。与埃利塞相比，我哭得“更响亮而且时间更长”，“不大好哄”。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性格上那些细微的区别那时就已很明显了吗？埃利塞失去的比我多，对麦高恩太太给予我的任何特殊关注，我都毫无理由地产生一种愧疚感。
不管寄养母亲的真实感情如何，得知她好像很关心我们，我感到欣慰。在前来观察她行为举止的心理学家面前，我想她需要好好地表现。一时间，我有种想找到麦高恩太太的强烈愿望。她在我们的生命最初5个月照顾我们，而直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她的名字。然而，遗憾的是，路易斯·威斯公司无权向我们透露她的全名，20世纪60年代居住在斯塔滕岛上的“麦高恩太太”数不胜数。
也许下个月南希·赛格尔来纽约的时候，她会安排我们与珀尔曼博士见面。事隔这么多年之后，他可能不会记得我和埃利塞婴儿时期的情况，但也许他还会记起麦高恩太太的全名。
新生婴儿通常通过声音和气味识别自己的母亲。婴儿在母体时就能听到这种声音。我想在我们寄养的人家，我是否能认出埃利塞就是我的双胞胎妹妹？我的父母收养了我，我是不是曾在幼儿园到处看，寻找她？我本能地觉得自己失去了重要的东西，我是不是曾为另一半的离开而哭喊？
埃利塞：回到巴黎，我收到了保拉寄来的一封信，信封上面写着：“我希望这个消息不会给你带来太多烦恼。我真想亲自过去和你共同探讨这件事。”信封内保拉附上了一份文件复印件，那是珀尔曼博士所保留的唯一一份有关这项研究的文件。这份文件证实了我和保拉在生命最初的5个月，曾被安置在同一家收养，并成为别人的研究对象。我被称作玛丽安，这是我的寄养母亲肯定叫过的名字。这一切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一年前，我甚至不知道我曾有一段时光寄养在别人家里，如今我想我过去的哪些生活还被掩埋了呢？
文件中，珀尔曼博士提到我们的寄养母亲麦高恩太太偏爱更活泼更难缠的珍，并为此感到内疚。我不仅小时候与生母分离，养母过世离我远去，而且也与寄养母亲分离——寄养母亲偏爱保拉。我现在是不是年纪大了，对于那时的伤痛与压力再也不能感同身受？
我打电话给保拉，和她谈论这封信，她说：“我们至少在出生后的头5个月在同一个家庭中共同生活过。”
“那样更恶劣！我们都已经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却又被分开。如果我们一出生就被分开，那样情况会好些。”
纽伯博士一直坚持说他从来不会为了研究而去让研究对象分离。“路易斯·威斯公司决定这样做，” 斯蒂芬妮·索尔刊登在《纽约日报》上的文章引用了他的这些话，“我们了解到这一政策规定，我们认为这为我们提供了绝佳的研究机会。”即使知道这句话的表面意义，我仍然感到困惑。如果是为了研究分离的双胞胎，那么为什么我和保拉却又被安置在同一个寄养家庭里？
保拉：杰茜3岁生日后的第一天，我冒着2月刺骨的寒风去见南希·赛格尔。她一走进时代广场的一家小咖啡店，我便认出了她。我曾在题为《纠缠的生命：双胞胎以及他们所展现的人类行为》的图书封面上看到了她的照片。她有着年轻人的激情，有着长长的棕色头发，这些让人看不出她的实际年龄，但我猜她应该50出头了。
“你的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她的视线转向我的肚子上。我穿着黑色裹身罩衣，特大号的羊绒外套，尽力去掩饰，但那显然还是能看出我怀孕了。
“5月8日，”我告诉她，“人们知道我是孪生子，就一直问我是否认为自己可以生对双胞胎。当然你我都知道，和异卵双胞胎不同，同卵双胞胎是不遗传的。”
她一边小口吃着色拉，一边让我浏览珀尔曼博士最近为《双胞胎研究与人类遗传学》杂志所写的一篇文章，该文章涉及纽伯博士所做的双胞胎研究。《双胞胎研究与人类遗传学》杂志是总部设在澳大利亚的国际双胞胎研究学会的会刊。
由珀尔曼的文章得知，路易斯·威斯公司选中收养双胞胎的家庭在许多方面是大致相当的，如父母的年龄，社会经济地位，受教育水平，宗教信仰，以及被收养的长子或长女的性别及年龄等方面。包括我和埃利塞在内，这家公司挑选了5对双胞胎和一组三胞胎，共13个人进行研究。
关于对收养的家庭隐瞒双胞胎关系的资料是否合理的争论，珀尔曼博士没有记录。那时，尽管还不需要获得当事人的同意，但人们严格执行尊重研究对象，不能造成心理伤害的准则。根据珀尔曼博士的观点，这项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父母及双胞胎本人都不能知道这种双胞胎关系，否则研究结果将会受到影响。
珀尔曼博士在他的文章中承认，他的同事没有一个人想过这些双胞胎们是不是有权了解彼此，也没有一个人思考过他们是不是最终可能会相遇。他们目光如此短浅，让我吃惊。考虑到那些由中产阶级犹太家庭所收养的双胞胎及三胞胎都居住在纽约市中心地区，休闲的野营或学校生活为他们的相遇提供着适当的机会。（在休闲的野营或学校生活中他们极有可能碰见对方。）难道纽伯的同事中就没有人读过《家长的陷阱》？
“你认为研究人员可以利用这项研究的数据吗？”南希一边喝着她的卡布基诺咖啡，一边问我。
“我很矛盾，”我说道，“我认为双胞胎他们本人有权获取这些资料，但如果这些研究成果一旦出版，就相当于告诉医学界开展研究时，可以通过不道德手段获取数据。”
如果约瑟夫·门格尔怪异的研究在理论上可以挽救一个生命，它应该加以应用吗？人们从未找到门格尔的档案，因而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把纽伯的秘密研究与门格尔的双胞胎研究进行比较，这也许有点夸张，但还是行得通的。一听到我和埃利塞曾是分离双胞胎研究项目的对象，大多数人马上就想到了门格尔的实验。
为了优化所谓雅利安优等民族，在种族灭绝的大屠杀中，约瑟夫·门格尔这个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医生对大约3000名同卵双胞胎进行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实验。我既是孪生子又是犹太人，肯定会成为他理想的实验对象。门格尔来到奥斯维辛，显然是为了研究双胞胎。这一研究是他以前研究工作的延续。他曾在法兰克福的遗传生物学和种族卫生学研究所担任他以前的教授匡特·奥特马·凡·沃舒尔的助手。对于门格尔来说，奥斯维辛这个最大的纳粹集中营是实现他导师梦想的关键。门格尔有权接近成千上万的囚犯，能够为一项涉及范围广的研究集中足够多的双胞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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