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最熟悉的陌生人
作者：［美国］埃利塞·沙因 保拉·伯恩斯坦 著 胡开宝 王 彬 缪 余 译
保拉： 埃利塞如今已在纽约，她可以经常与外甥女见面。有天下午，我和埃利塞在当地咖啡馆喝完茶后，她陪我去夏令营接杰茜。杰茜的幼儿园老师看到我们很相像就说：“我不知道你还有姐妹呢。”
“我也不知道。”我开玩笑道，简单地跟她讲了下我们团聚的故事。
“如果我得知某人是被收养的，我相信他父母一定很想要他。”杰茜的老师轻声说。
“养父母想要我们的另一面是亲生父母不要我们，最近我才开始这样想。”过后我对埃利塞说，当时我们正和一群女孩子慢慢地走向操场。那天是个温和的夏日。
“他们希望我们好，他们知道他们无能为力。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想要我们。”埃利塞说。
成长过程中，我很自豪自己是被收养的。毕竟，不像有些孩子那样被传为“意外”的产物，我是被选择的。我父母要我。我珍藏着父母给我的一本淡绿色硬皮书，书名为《被选中的婴儿》，故事很感人。这个婴儿是从收养机构的一群婴孩里挑选出来的，因为他很特别。他没有搅局的亲生父母，他似乎是从收养机构里蹦出来的。
到现在我才能明白《被选中的婴儿》神话的欺骗性。在我被养父母“选中”前（我以为他们是从收养机构一排小孩里把我挑出来的，其实不然），我首先必须被亲生父母抛弃。在1979年出版的《失去与得到：收养经历》一书中，身为收养倡导者的作者贝蒂·珍·利弗顿提到了《被选中的婴儿》。她说该书“重点在于描述这个婴儿如何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分子，而不是他怎样来到这个世界。‘被选中’这个词用来抚慰孩子的心灵，使孩子不至于对其他隐藏的真相刨根问底”。
这个浪漫的故事轻而易举地掩盖了真相，即：尽管我父母最终选了我，事实上我只是他们的第二选择，因为他们最初打算怀上自己的孩子。虽然父母一直都坦诚面对收养的想法，从不向我或哥哥隐瞒收养的事实，但是，毫无疑问他们更希望把我们视为收养前没有任何经历的孩子。《被选中的婴儿》里说每个婴儿都在等待与之相配的夫妇，这是理想化的看法。我父母没有刻意选择我。他们只是想要收养个小女婴。我只是被挑选出来给他们收养。
以为我是被选中的，让童年的我背上了很大的责任。我以为，如果我父母选择了我，我最好表现好点，否则他们会改变主意，“不选”我。直到现在我才知道自己过去一直觉得有责任弥补父母生不了小孩的缺憾。我得比他们不存在的亲生小孩优秀，我觉得我剥夺了那个小孩的出生权。
虽然从未感觉到父母遗憾没能生自己的孩子，不过他们肯定想过要是有亲生骨肉的话该多美好。少女时代，我的体重和情况严重的痘痘困扰我时，我曾经想过如果我是父母的亲生孩子，我自然应该比较瘦，皮肤洁净。我会和他们一样，应该有黑头发，橄榄色皮肤，以及蓝色眼睛。也许我不会有抑郁症。
“你有这样好的父母收养，真是太幸运了。”过去我长大成人之前，朋友们经常这样提醒我。也许这是事实，不过，朋友们所说的话表明我被选中并逃出了孤儿的宿命，应该感恩戴德。后来，我患抑郁症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其实是很幸运的，不应该这样悲观沮丧。
埃利塞：我很快就适应了我的临时居所，一套豪华的公寓。公寓有3间卧室，还有一个阳台。早上我可以坐在阳台上喝咖啡。我和保拉曾经天各一方，但如今我们已成近邻。位于公寓大厦后面的紧急出口直接通到保拉家的门口。保拉家是用褐砂石建的房屋。现在，我可以神奇地出现在保拉的家里，带书给她，或者帮忙照看鲁比。
将6周大的小鲁比抱在手上，我感觉再自然不过了。我仔细端详着她那小小的脸庞，以及柔软的红褐色头发，我忍不住觉得看到了我自己。尽管杰茜待我很亲热，但是我看到她时，她已经两岁半了，我没有看到她蹒跚学步。我会陪着鲁比，珍惜她取得的每一个进步。“她让你想起谁？”我给爸爸发了一张鲁比的照片，问他。
“你。”爸爸答道，疑惑地笑了笑。
尽管我为刚刚确认的血统感到自豪，但我确信比起鲁比，我更爱泰勒。我对泰勒的爱超越血缘。
搬到纽约前，与保拉的见面都是短暂、匆忙的。如今，我们有时间定期见面，享用金枪鱼三明治午餐，聊聊天。即使在一起吃饭，我们也会有很多发现，因为我们会比较彼此的口味。保拉喜欢在饮料里放冰块，可我经常会忘记给她放；我得提醒她，我吃三明治喜欢配泡菜和芥菜。
有时候我坐在阳台上看书，可以看着保拉和她的两个女儿同一群妈妈和小孩在院子里玩耍。杰茜被一个拿着水管的小“虐待狂”追着跑，发出快乐的尖叫声，我的阅读因此被打断。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都在纽约，我和保拉便开始进行正式的调查。以前，我们只希望收集更多有关被分离双胞胎的资料，了解使我们分离的那项研究的内幕。不过，现在我们开始调整目标。首先，我们要得到纽伯的研究结果，了解他的结论。其次，我们将查找卷入这项研究的其他被分开的双胞胎的下落。最后我和保拉希望查到亲生母亲后来怎么样了，不过，目前这个目标暂时被搁置一边。
一天下午，保拉路过我家，我们一起写了封信给犹太家庭及儿童服务理事会，这是非盈利的心理健康和社会服务机构。犹太家庭及儿童服务理事会依然管理着有名的儿童发展中心。最初开展双胞胎研究时，该中心的主任是纽伯博士。该理事会将儿童发展中心的双胞胎研究数据捐献给了耶鲁大学档案馆，这些数据的封存期限为2066年，因此查阅这些资料，我们必须向这两家机构提出申请。
“作为纽伯博士双胞胎研究的研究对象，我们觉得儿童发展中心的档案对我们将会非常有帮助。” 我们用正式格式将信件打印出来，信上写道，“如果我们能根据该档案，进一步了解该项研究的看法，我们会受益良多的。”
一周后，保拉冲到附近我分租的住处，带来他们的回复。我们可以在一起商量商量，制定一个方案。
“你可能知道，从收到捐赠后开始的75年内，这些档案必须视为机密文件来保存。因此，我们不能够让你们看这些档案。”信是犹太家庭及儿童服务理事会法律总顾问艾伦·尤瑟姆寄来的。
在我家装修豪华的空调卧室里，我和保拉分派当天的调查工作。
“要不你打电话给犹太家庭及儿童服务理事会的律师，我打电话给消防员双胞胎吧？” 我给保拉分配任务。保拉在餐桌边坐好，拿出笔记本电脑和派乐特·普雷塞斯牌钢笔，我也用这个牌子的钢笔。
虽然“消防员双胞胎”马克·纽曼和杰利·雷维没参加任何研究，但我和保拉认为，这对20年前在他们31岁时团聚的双胞胎，应该能够给我们之间的关系提点建议。
消防队休息的时候，马克很自如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他父母不知道他有个双胞胎兄弟，马克同我一样，一直觉得自己的生命中缺少什么。他解释说：“我过去一直反复梦到有个长得像我的小婴儿在做手术，但我见到杰利后，就没再做这个梦了。”
“我对自己的身份很满意，”没等我发问，马克接着说道，“和杰利团聚后，我跟他说，‘我不会因为你而改变自己。’”
这对双胞胎第一次见面，就发现他们非常相像。两人都剃着光头，身高6英尺4英寸，都喜欢到深海钓鱼，喜欢喝啤酒，喝酒的时候都喜欢将小指垫在瓶子底。他们跟其他离散的双胞胎一样，看到彼此姿势相同都很吃惊。说起他们的团聚，杰利说道“这不可思议”。他们的兴趣一模一样，以至马克最终怀疑为什么他要跟自己的双胞胎兄弟一起玩。“既然他这么像我，跟我做一样的事，为什么我要跟他呆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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