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最熟悉的陌生人
作者：［美国］埃利塞·沙因 保拉·伯恩斯坦 著 胡开宝 王 彬 缪 余 译
埃利塞：“你知道吗，维奥拉·伯纳德会瑜伽?”晚上很晚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保拉，我问她， “在她的讣告里写道，二战时，她曾经帮助从德国偷偷带出犹太人，也反对核战争。”
“嗯，凯瑟琳说她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保拉说。
维奥拉·伯纳德生于1907年，是她父亲雅可布·沃特姆和第二任妻子爱玛斯·特恩所生的孩子。她的父亲是德国籍的犹太慈善家。维奥拉·伯纳德童年享受到格外的宠爱，接受精英教育，而在当时，大多数妇女都不能享受这种教育。后来伯纳德在克拉克斯通乡间俱乐部的修行所里练习瑜伽的时候，遇到了她后来的丈夫卡斯米尔·伯纳德。卡斯米尔·伯纳德是一位研究藏传佛教的学者。他们的婚姻维持了4年。离婚后，伯纳德没有再婚。20世纪30年代，伯纳德是共产主义的坚定拥护者，在阿尔格·希思臭名远扬的间谍案审判中为他辩护。50年代初，伯纳德被怀疑参加了反美活动并受到了联邦安全局的调查。二战期间，伯纳德开放了母亲在纽约奈阿克镇面积很大的农舍,为逃离纳粹魔掌的欧洲难民提供临时的避难所。
1936年，从康奈尔大学医学院毕业之后，伯纳德开始在纽约心理分析研究所担任住院医生。在那里她接受了培训。作为继弗洛伊德后的第一批心理学家，伯纳德认为弗洛伊德心理动态理论能够对不孕和被收养人身份等主要收养问题提供重要见解。
伯纳德在路易斯·威斯公司担任了40年不拿报酬的首席精神病医学顾问，同时她还担任董事会成员，一做就是50年。她对这家收养机构影响很大，它是全国第一批专业收养机构之一。该机构的前身是自由犹太儿童收养委员会，由路易斯·威斯1916年创立，当时犹太人收养儿童还很罕见。作为受人尊敬的拉比斯蒂芬·威斯的妻子，全国有色人促进协会的创始人，也是开明的美国犹太人大会的领导者，路易斯·威斯感觉到应该为犹太孤儿寻找家园。后来， 路易斯·威斯的女儿，贾丝廷·波利尔法官1944年宣布接管该机构，得到了好友维奥拉·伯纳德的帮助。
伯纳德曾为多家儿童福利机构做过咨询工作。1966年，美国精神病协会给她颁发了总统奖，以表彰她“热情、有创造力，为减轻人类的痛苦勇敢工作”。她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位慈善家呀！她不断地为儿童的福利奋斗着。她怎么会错误地认为将双胞胎分开抚养对他们有利？
我在网上找了很多关于伯纳德的信息，发现了一张清单，列有一些研究数据，题为《1953—1997年儿童发展中心关于分开抚养双胞胎的研究》。据记载所有档案都捐给了耶鲁大学图书馆并已封存，封存最后期限为2066年。其中，有些特别敏感的文件档案将在2066年后继续对外保密。
“他们怎么可以拒绝让我们看那些记录呢？要知道，那些记录能让我们了解自己的过去。”我在发给保拉的电子邮件中抱怨。在我们步入垂暮之年以前，保拉和我都不能调阅这些档案。如果那时我们还活着，可能还有机会看到。我们最终决定不能坐以待毙，于是，我们考虑聘请一位律师，请他帮助我们开启这些尘封已久的文件。
尽管双胞胎研究的主要记录都在耶鲁大学，但我在网上搜索到了一份关于维奥拉·伯纳德大量档案的清单，它们保存在哥伦比亚大学健康科学图书馆。所有就双胞胎研究与路易斯·威斯公司通信的函件，包括会议记录、进度报告、财务及基金募集记录、科学出版刊物以及简报都在2021年以前不对研究人员开放。虽然不允许这些文件公之于众，但还是有其他许多有关收养的文档是对外公开的。如果保拉和我能够到那里去一趟，整理一下关于伯纳德的可以开放的文件，说不定还真会找到关于那项研究的资料。
在哥伦比亚大学健康科学图书馆的网站上，我找到了伯纳德博士1963年写下的一段话：“(这项研究) 为研究先天和后天这一课题以及家庭变更对个性发展的影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试验条件。”如同在电影《楚门的世界》中一样，我们的命运被别人操控，而我们却对此一无所知。
因为这项研究从未公开，所以纽伯博士1990年与他儿子亚历山大合写的那本书《先天特征：性格的新基因》便成为我们所能找到的线索。纽伯在书中写道：“正是多年前在这种氛围中，一个机遇让我们能够从双胞胎出生起就开始研究他们的成长。”
纽伯的阐述表明，正是伯纳德的理论为他提供了研究先天因素和后天影响这一老话题的难得机遇。
“那时以前，从没有哪项同卵双胞胎的研究对分开抚养的双胞胎进行研究，”纽伯在书中写道，“我们从孩子出生开始，经常仔细观察分离的双胞胎，研究他们与父母及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尽可能多地收集关于他们成长和行为的信息。”
读到一些文章讲述纽伯和他的老朋友搜集作为研究对象的那些婴儿的数据，这些婴儿在他们的眼里像是昆虫或石头，我非常厌恶。纽伯所做的研究是此类双胞胎研究当中的唯一一次，这绝非偶然。在20世纪60年代，将双胞胎分开抚养并不常见。其他收养机构的董事认为，当时他们一般不会分离双胞胎，除非遇到特殊情况，例如，其中一个双胞胎患有残疾。
“我们决不会那么做的。” 已退休在家的斯彭思蔡平服务公司的董事简·爱德华兹对《纽约日报》说道。斯彭思蔡平服务公司是国内最大的收养机构之一。
纽伯1998年在《伦敦书评》杂志中就温迪·多尼格对劳伦斯·怀特《双胞胎》一书的评论做出回应。纽伯反驳了她的说法：“多尼格指出双胞胎和他们的家人都不知道他们是我们的研究对象，那不是事实。他们如果不知情，我们不可能定期访问他们，对他们进行观察和测试，并与他们的养父母面谈。”
显然，纽伯试图通过玩文字游戏误导读者，不让他们知道心理学家只是告诉养父母他们的孩子参与了一项儿童成长研究，而没有说清楚他们参与的是一项双胞胎研究项目。那就是说如果他们领养的孩子不是双胞胎，专家们就不会对他们感兴趣了。
保拉：五一节时，我在瑜伽课上做了个倒立的姿势来庆祝这个与双胞胎妹妹团聚两周的纪念日。我练习瑜伽已经好几个月了，终于这次我做到了，倒立10秒而没有倒下。脑子充血时，我心情平静，这是我知道自己有个双胞胎妹妹之后第一次如此。
到家的时候，头脑还有些恍惚。我鼓起勇气拨了纽伯的电话号码。我本来以为会听到电话留言，没想到接电话的是他本人。
我提醒他我是谁，接着问道：“你是不是参与过对分开抚养的双胞胎进行研究的项目？”
他停顿片刻，我以为他会再次挂上电话。
突然，他开口说话了。我和埃利塞出生的时候，心理学家一般都认为双胞胎会加重孩子本人及父母的负担。虽然纽伯博士承认心理学家今天不会再做那样的研究尝试，但是他并没有表示歉意。
“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告诉养父母他们收养的小孩正在接受研究呢？”我问他，声音有些颤抖。
纽伯坚持说他们确实告知了养父母他们收养的孩子参与了一项成长研究。
“是的，但是如果他们不是双胞胎或三胞胎的话，你们还有兴趣研究他们吗？”
纽伯很不情愿地认同了我的说法。但当我问到更详细的问题时，如该研究项目牵涉到多少孩子，纽伯很恼火，他拒绝回答。
他向我强调没有人故意对他人造成伤害。
他说的可能是事实吧。可我还是禁不住想他们不考虑别人的反对建议，他们这么做很不负责任。
“你还赞同分离双胞胎的决定吗？”我问他。
纽伯对我咆哮，怪我扭曲了他的原意。
我礼貌地回敬他：“你没有理由对我提高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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