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最熟悉的陌生人
作者：［美国］埃利塞·沙因 保拉·伯恩斯坦 著 胡开宝 王 彬 缪 余 译
我说：“我们不在一起长大，至少不需要担心这点。”
轮到卡罗琳和路易斯看我们了，她们仔细地打量着我们，就好像在观摩一场网球比赛。
“你们不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路易斯坚定地说，“骨骼和身体特征相似，但是你们有非常不同的……”她在寻找合适的词汇来表达，“风格。”
“有意思的是，我可以想象自己和埃利塞穿一样的衣服。”保拉说着，盯着我朴素的灰色球衣和红色套领毛衣。
“不是，”路易斯解释道，“不仅仅是那样。你们的能量不同。我知道这听上去很新潮，但是你们就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差异。”
“你们有没有希望过自己不是双胞胎？”我问路易斯和卡罗琳。
“是的！有时我希望自己远远离开，但是却不能，因为我们太心心相吸了。我无论做什么决定都会与卡罗琳紧密相关。”说这番话时，路易斯仿佛在介绍一种巨大的负担。
“她就像是我生命的延伸，”卡罗琳说，“我们之间没有界限之分。”
“就好像是一个你无法摆脱的附属物。”我设法解释她们关系的亲密程度。路易斯认同地直点头。
“你们能想象如果不在一起成长会是什么样？”我问。
“我无法想象！”路易斯说，“我不会把这个机会和其他东西作交换。”卡罗琳在一旁赞同地点头。
我和保拉已经永远无法弥补失去的过去，但是现在，我意识到她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如同路易斯和卡罗琳，有一种无法言喻的联系将我们的生活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从今往后，无论我对未来做出什么决定，我都会考虑保拉和她的家庭。
保拉：“小心！”当我差点在拥挤的地铁里摔倒时，一个迷人的中年妇女温柔地提醒我。我赶着去曼哈顿与艾弗一起，在梭霍饭店吃早午餐，没想到会遇上上班高峰。
我像小孩似的紧紧靠在她的天鹅绒夹克衫上。当列车颠簸着经过隧道时，我觉得我和她很有缘，或是说公共交通使我们在接下来的10分钟内亲密起来。我们开始聊天。
她的职业是一名负责劳工赔偿案件的法官。然而，她真正热衷的是吟唱莲花经。她对我说：“我只有在吟唱圣歌时，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通常，我对这种说教都是嗤之以鼻的，但是她的一对蓝色大眼睛凝视着我，好似母亲般的认同。那一瞬，我不在乎她的话听上去是多么的牵强。
我简单地讲述了我和埃利塞的事，这让她很惊讶。
“你必须要迈过人生中的这个坎。”她像一个教士用智慧的语言为我剖析。用她的话说，我注定是勒达的女儿，注定被人收养，注定要嫁给艾弗，注定在35岁的时候发现自己有一个双胞胎妹妹。我和埃利塞注定无法在一起成长，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虽然我不相信什么转世，但是这一刻我把面前的这个陌生人当成勒达在这个世界上的化身。当我们到达14街站时，虽然她不是和我同站下，这位仁爱的法官还是下了车，给了我一个拥抱。她在我身后喊道：“生活快乐！”
我从地铁站出来，到了联合广场，菜市场里人声鼎沸。我笑容满面的看着来往的行人，他们每个人也似乎都对我报以微笑。这让我感觉几个星期以来从未有过的轻松，觉得自己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而精神崩溃。
我拿出皮夹正要买热果子酒时发现手机响了。
我大声说：“你好！”
“我是大卫·维特，之前和你们说好了，我来纽约就给你们打电话。”
自我和埃利塞收到大卫的信至今已经两个月，我们都开始有些坐立不安了。几天以前，就在我们庆祝相认后的第三个生日时，我们还担心他是否会和我们联系。
大卫用命令式的口吻说道：“12月16日上午10点钟，在77街和阿姆斯特丹街的东南拐角上见，那是勒达成长的地方。”
“我很期待与你的见面。”在大卫挂电话之前我说道。
“再见！”
我突然想起与大卫见面的那一天，原本我和杰茜要去观看《安妮》，我连票都买好了。我做梦也想不到《安妮》会给我的生活带来这么重要的意义。
我打电话给埃利塞告诉她这个消息。
“他也打电话给我了，我刚和他通完话。”她惊叫道，“你知道今天是勒达的生日吗？”
第二十二章
埃利塞：光明节的第一天是周六。那是一个清新的冬日早晨，我坐上了去市中心的C列车与大卫·维特见面。当我正凝视着车厢里铺天盖地的双语健身广告时，一张迎面而来的熟悉面孔吸引了我的视线。
“嘿，”保拉冲我叫道。透过飞驰而过的列车窗户，保拉在F列车上一下子就看到了我。虽然这不是我们之前说好会合的地方，但是保拉还是越过站台，跑到我这边。一路上，我们漫无边际地聊天，我们说到了今年奥斯卡奖的角逐者以及鲁比最近造出的新词，但谁也没有提到我们期待已久即将要见面的亲生舅舅。我们聊得很投机，差点儿都错过了81街站。当我们经过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时，我想象着在这个附近长大的勒达也曾走过这里的情景。
为了缓和紧张的情绪，我和保拉在阿姆斯特丹街的百吉饼店买了一份百吉饼分着吃。我们边吃边注视着大卫和我们约好见面的77街和阿姆斯特丹大道的拐角。我俩偷偷瞄了下墙上的挂钟，10点整，便一起走向了见面的地点。
我们绷紧身子向外冲去，保拉说：“我们就好像电影《法国贩毒网》中的人物，接头的时间到了。”
我本以为“大卫舅舅”会先躲在某个拐角，在见面前确认我们不是乞丐。但是这一幕并没有发生。他已经出现在了街对面的拐角，用期待的眼神打量着我们。他穿着卡其布的牛津衬衫，斜纹软呢的夹克衫，戴着帽子，胳膊底下夹着折叠得齐整的《纽约时报》。这身打扮像个教授。他柔和的外表，饱满的圆脸，红润的肤色，与我脑海中古板的律师形象一点也不像，也无法让我们将眼前的他和那个在电话里冲着我们大喊大叫的男人联系起来。
我们穿过77街，朝大卫走去。“他很可爱，” 我喃喃自语道，“我希望能看出他现在的内心变化。”在我们身上他会看到妹妹的身影吗？
“他看上去很了不起。”保拉赞同地说。
保拉：我们和他并没有相互热情拥抱。我们只是礼貌地和大卫握手，顺从地跟着他绕过拐角。如果不知道他是谁，我想我是不会想到他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但是之前我没有见过许多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戚，我只是把维特先生看作是勒达的哥哥而不是我们的舅舅。
我本以为在看到我们的刹那，他会有很强烈的反应，或许是一个拥抱，或许流露出惊讶的表情。可是他却出奇地平静。他开始讲话了，我也就渐渐地不再紧张。
“这里就是勒达成长的地方。”大卫指着一栋砖砌的普通公寓建筑对我们说。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这栋跨世纪的大楼，仿佛它能为我们揭开勒达生活的一些秘密。“她住在这里的时候，街对面有个公立学校。”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们看到的是在冬季早晨显得荒凉的操场。
大卫用“她”作主语向我们描述，让我感觉很奇怪，好像他是个导游，他也从没经历过正在讲述的过去。
“她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天。”他说道，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了街对面的一座豪华宾馆，“那个时候，宾馆并没有像现在这样美观，当时是叫本杰明·弗兰克林单人房旅馆。”
我想到勒达在那间破旧的单人房旅馆里度过的最后日子，或许应该说是她死亡前的岁月，我内心在颤抖。旅馆离她父母的公寓只有一个街区的距离，难道他们都没有经常去看看她？我们和大卫几分钟前刚认识，我忍住没有问他勒达的死因。
“很感谢你能与我们见面，”我说道，想尽量让他感到自在些，“就如你知道的，我们已经为知道真相作好了准备。你不必考虑我们的感受，只要告诉我们事实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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