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最熟悉的陌生人
作者：［美国］埃利塞·沙因 保拉·伯恩斯坦 著 胡开宝 王 彬 缪 余 译
“你知道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吗？”我问她。
索尔犹豫片刻。我觉得她在仔细思考，权衡措辞。最终，她说，在所有路易斯·威斯服务公司分开收养的双胞胎中，至少有两对双胞胎有患精神病的家人，还有一对双胞胎出生在精神病院。虽然在她的文章里，她非常小心，没有表明这一观点（她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来支持她的观点），我认为索尔想要告诉我她认为这项双胞胎研究的目的之一可能是确定精神病的遗传性。
“我和妹妹都有抑郁症。最近，我们发现生母也是精神病患者。”我说道。索尔对我报以同情。但是对我说的话，她似乎并不感到惊讶。
这样看来，纽伯和伯纳德可能特意挑选其家族有精神病史的双胞胎。想到这一点，我觉得恶心。难道这些声名显赫的心理学家真会向收养家庭故意隐瞒那些有关孩子们病史的重要情况，一直保持沉默，观察具体某一对双胞胎会不会出现精神病症状?
我很生气，打电话给远在巴黎的埃利塞，告诉她我的新观点。
“那不可能吧，”埃利塞断言道，“很少有犹太妇女放弃对双胞胎的抚养，除非精神失常的犹太女人。即便如此，也很少见。也许，我们的生母并没有得精神分裂症。”
埃利塞说得很有道理。但是那位记者的话在我心里留下了烙印。除非我们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否则我不愿意做任何推测。
“归根结底，我们不知道发生过什么。我们可以进行推测，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我说道。埃利塞竟然那么相信自己的直觉，我有些生气。
“这也正是我们要追根究底的原因，” 埃利塞说，“也许，我们要通过律师来启用耶鲁的档案。”
埃利塞：周日，我穿过拉斯佩尔林荫大道，来到街对面面积是我办公室面积两倍的电话亭。“喂，艾弗。”我说道。我数着电话卡上的计时，脑子里却一片空白。电话那头传来保拉的声音，我才缓过神来。
“呃，我考试不及格，不打算参加口试了。” 我对保拉说道。
“你别这么肯定，可能坏事变好事呢。” 保拉安慰我，电话那端的她无法看到我的表情，“现在你有空来纽约了。”
搬到纽约只是说说而已，想到要离开我在巴黎的生活圈子，我内心不安。我好不容易才融入了法国社会，走在巴黎的人行道上、坐在巴黎的图书馆和剧院里，我都会觉得很亲切。《巴黎万花筒》杂志是我每周必读的。它指导我参加哪些法国文化活动，有时让我梦想获得这座城市的精华。
我精心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每到周四晚上，我坐轻轨穿过市区到特罗卡德洛做内森先生的家庭教师。内森先生已经70高龄了。他更喜欢讲述他的战争经历，谈论近期的美术展览，不大喜欢列举动词的词形变换。
每到周日下午，我会去历史久远的伊斯特利亚酒店，与朋友让克劳德和法布莱斯品茶聊天，谈论文学和国际大事。蒙帕纳斯酒店对于阿马迪奥·莫迪格利亚妮和马克·柴格尔而言就像家一样。法布莱斯在前台值班时会画水彩画，延续着蒙帕纳斯酒店的艺术传统。
即使我应该搬回纽约生活，我觉得保拉也应该到巴黎看我。我希望她能看看我在过去3年里的生活环境。即使我的家只不过是拉斯佩尔林荫大道附近的一间小房间。
我在巴黎中心的印象论坛俱乐部里品着咖啡，看看即将上映的电影排期，查一查电子邮件。我是这家俱乐部每年夏季举办的国际电影节的志愿者，常常和影迷们谈论上映的电影，还和专家联系。
通常，我都会在蒙帕纳斯林荫大道上的网吧写邮件。但是，总有些喧哗的青少年在那里大喊大叫，让我不能静下来思考问题。现在是电影节期间，我每天都在论坛上。在电影放映间隙，到安静的网吧里查看邮件对我而言是一种奢侈。
“我也是一个电影节的志愿者！”保拉在邮件里写道。
保拉只和我见了5次面，她只知道把我和她做比较。虽然保拉可以设身处地地为我考虑，我却无法想象如果自己像她那样在《综艺》杂志社上班会怎样，因为我关注的是电影业而不是艺术。
我将保拉和我互相发送的大量电子邮件看了一遍。我惊讶地发现，在我们第一次通话之后，她便很快称呼我“妹妹”。寻找保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们的关系会如何发展，她会不会接受我。
有时，一想到她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我会兴高采烈。但有时，我对此却很陌生。对把我们活生生分开的那些医生很气愤。我非常难过，因为我和保拉不曾在一起长大。我无法忍受和她的分离。我不停地写信给保拉倾诉我的想法，但信写得太多，我没有将它们都发出去。
保拉：7月底一个悠闲的周末，我到考德海角看望朋友后回到家，发现埃利塞给我发来很多邮件。她在其中一封邮件里写道：“这几天我很想你。这是我们见面后分开的最长一段时间。”
埃利塞独自住在巴黎，没有全职工作，没有什么事能转移她的注意力，因而她比我有更多的时间思考我们之间的关系。而我需要照顾艾弗和杰茜，还要做自由撰稿人，一天到晚忙忙碌碌。我觉得埃利塞在寻求一个心灵伴侣。
我通常会很快回复。一旦我没有及时回复她的邮件，埃利塞就会打电话给我。
“你的邮件让我快要窒息了，” 我坦承地说，“你说你希望我们能在一起长大，但是我不清楚自己的想法与你是否一致。我感到很内疚，没能和你有一样的想法。但是我还是情不自禁地那样想。”
“我相信如果你是单身，你的想法会不一样。”
“你可能是对的。我已经找到了我的心灵伴侣。”我很抱歉地说。
“我不是说希望自己的生活有所不同，我只是非常希望我们能够从小就在一起。” 埃利塞说。
“我当然认为我们不应该被分离。但是，我不可能想象如果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生活会变得怎样。时光不会倒流。我恐怕让你失望了。” 我说。
“我也可能让你失望了。” 埃利塞说。
我怎么能告诉埃利塞，我有时甚至不希望她找到我？我终究没能说出口，还是设法安慰她。
“我们肯定会让对方失望。有时我哥哥也会让我失望，但是他仍然是我哥哥。” 我解释道。
“是的，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相似。我们都觉得我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相同。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我是不是对你要求过分了？”
一阵沉默，我权衡自己的回答。埃利塞所需要的一切只是想了解我，巩固我们的友谊。那要求过分吗？
“不。”我柔声地说道。
几天后，我查看邮箱，发现一张明信片，上面印有一张20世纪20年代的黑白照片。照片里，两个时髦的女子坐在一家咖啡馆门外。明信片背面，埃利塞潦草地写道：
这张明信片让我想起我们在一家咖啡馆里的情景。我们聊生活，聊爱情，聊所有的点点滴滴，悠闲地度过了几个小时。虽然我们的生活都不错，我还是禁不住希望我小时候就认识你。（嗯，我们也确实从小就认识，但可惜时间不长，只是在妈妈的肚子里游动着，那里没有光亮。）找到你，我非常快乐。我觉得自己一直都非常想念你，而且现在正在想念你。
我不能说埃利塞回到巴黎后我还一直想她，但是我会经常想到她。考虑到我们所处城市之间的时差，我会想她在一天里的不同时间段做些什么。她在给让克劳德补英语吗？可能她在逛罗丹博物馆，或跑到她最喜欢的剧院里听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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