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最熟悉的陌生人
作者：［美国］埃利塞·沙因 保拉·伯恩斯坦 著 胡开宝 王 彬 缪 余 译
双胞胎研究者认为，被分开抚养的双胞胎会比一起长大的双胞胎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因为生活在一起的双胞胎更希望彼此有所不同。如果我和保拉一起长大，也许，我们也会想强调我们之间的不同。也许我们中只有一个会选择学习电影，只有一个才能表现出真正的自我。但是现在不可能证明这个想法了。
我担心保拉会觉得我希望她能填补我生活的空虚，所以我很小心翼翼，不希望给她压力。我知道艾弗是她的伴侣。她的生活已经安定下来，所以我不想让自己生活的戏剧性变化拖累她。为了准备讨厌的国家教师考试，我做了自己本不喜欢的事。第一场考试就有可能把我刷掉，那样我所有的努力也就白费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并不喜欢教书。虽然公务员的工作能为我提供稳定的生活待遇，但学校严格的教学安排会抑制我的胡思乱想。未来令我忧虑。我不能马上飞到塔吉克斯坦和电影摄制人员一起工作了。
可笑的是，唯一能够理解我的人只有保拉。然而我们的经历不同。我们不在一起成长，还没有养成随时沟通的习惯。
小时候，亲戚们都被我奇特的用词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们将我的牙牙学语戏称为斯塔西语言。如果当时保拉是我的同桌，我们两个一定会趁别人不注意，用我们自己的语言窃窃私语。
双胞胎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交流并不足为奇。1978年，格雷斯·凯利和弗吉尼亚·凯利的故事在全国的媒体上曝光。她们被家人忽视，父母认为她们有智力障碍。她们给自己取名博托和卡本格，并发明了她们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她们一直用到8岁。语言学家、言语治疗家和心理学家都对两个女孩非常感兴趣，他们纷纷对两人做了智商测试，结果表明她们的智力正常。这些测试也表明格雷斯和弗吉尼亚古怪的语言是由英语和德语组成的。她们的奶奶说，两人的语言中还夹杂了一些新词。
大部分的双胞胎都能学会母语，同时保留着自己的语言。虽然双胞胎小时候会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交流，但最终都不再使用这种语言。
我看了一些从小被分离的双胞胎的故事，从中寻求安慰。一个下午，我躺在卢森堡公园的长凳上休息，细读了一本不大多见的非小说类图书，即巴德·林德曼的《团聚的双胞胎》。林德曼在书里回忆了分离的双胞胎兄弟托尼·米拉斯和罗杰·布鲁克斯1963年24岁时团聚的经历。
罗杰由自己的家人抚养长大。但是直到14岁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是双胞胎。他的第一反应是：“我好像知道，我甚至还梦到过。”从那天开始，他就一直想象着和他的双胞胎兄弟相遇的时刻。托尼的妈妈告诉他，他的双胞胎兄弟已经死了。即使如此，托尼和罗杰一样，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和双胞胎兄弟见面。
10年之后，罗杰碰巧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煎饼店里遇到了托尼的朋友，之后这对双胞胎就见面了。虽然他们的成长环境截然不同，托尼在纽约州宾汉姆顿的一个传统意大利天主教徒家庭长大，而罗杰在迈阿密的犹太人家里长大，生活不是很稳定，但是他们的性格特点和爱好惊人地相似。
他们用同一个味道特别的瑞典品牌牙膏，喜欢除了西部乡村音乐外的所有音乐。他们都爱抽乐凯牌香烟，喜欢在左边将头发分开，都喜欢运动，但只做观众不做运动员。他们都在服兵役4年后入了军校的分校，但都只呆了8天就走了。他们都有女朋友，但都不想结婚。尽管罗杰的童年很艰辛，辗转在几个收养家庭生活，但两个人都天性乐观。
我反复思考着那些双胞胎们的故事，于是打电话给父亲了解我小时候的事。“如果我小时候一直都想念我的双胞胎姐姐，你觉得这正常吗？”我问父亲。
“不会，你小时候是个很快乐的孩子。”
“那么高中时候的我呢?”
“哦，我记不清了。”父亲回答我。因为父亲记不起来了，在他的描述中，我高中时代的生活要比我记忆中的生活幸福，虽然我常常痛苦地想起这段时间。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曾偷偷地暴饮暴食，身体臃肿不堪。我的性别特征虽然越来越明显，但不大引人注意。我想做一个乖乖女，但这给了我极大的压力。于是，我在当地廉价商店偷东西以舒缓内心的压力。我极力掩盖这些缺点，生怕父母会发现。
上高中三年级前的一个夏日夜晚，我平生第一次和街区附近的朋友一起喝了几杯啤酒。那天我喝过了头，回家很晚。我喝醉了酒，整个家都陷入了阴霾。我坐在客厅的地板上，沐浴在深夜版《欢乐今宵》五光十色的光线之中，在精神病院住院的哥哥的形象在我眼前闪过。
杰伊虽然拿到奖学金，但从艺术学校退学了。之后，他被送入了精神病院，被诊断出得了妄想症。他打电话恳求我救他出来，说护士强奸他，但是父母说那是他在妄想。即使他真的是妄想，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在那里受尽了折磨。我的家人一直都认为我的哥哥是一个优秀的孩子，但却是个问题青少年。在他住进精神病院后，扮演好孩子角色的压力变得不堪重负。显然，父母收养了两个不成器的孩子。作为被人领养的孩子，我唯一想要对自己说的就是，做个快乐的人。只可惜，我根本做不到。
坐在电视机前，我一粒一粒地把80颗红白相间的非固醇抗炎药和阿司匹林塞入嘴中，就好像在吃糖一样。我并不想死，只是忍不住想象着第二天家人发现我死去的情景。如今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的那些可笑举止只是想引起父母的注意，想让他们知道在我小心遮掩的背后，一切都不完美。
几小时后，因为药物反应，我昏昏沉沉地拖着身子上了床。我的双腿暂时失去了知觉，我在地毯上爬着，觉得好像有塑料臭虫在我周围织网。我吓得尖叫起来，爸妈被我惊醒，他们都以为我吃了迷幻药。
第二天，我还处在紧张的神经质状态里。我偶然听到了家人在讨论把我送到哥哥所在的精神病院。我害怕他们把我送走，便不再对他们隐瞒什么，尽管我还没有告诉他们我做了什么，为什么会做出这么奇怪的举动。第二年我向父母和盘托出了这些年来一直试图自杀的事实，至今我还能回忆起他们当时受伤的表情。
如今我问父亲他怎么会忘记当时不断寻求帮助的情景。
“你终于找到了双胞胎姐姐，生活也很顺利，你应该高兴才对呀。” 爸爸说。
“我很高兴，爸爸，是真的。但是我和保拉想要知道真相。”
一个周日下午，我呆在位于蒙帕纳斯的家里试图了解真相，我把《纽约时报》关于迈克尔·朱曼的文章又读了一遍。路易斯·威斯公司一直对他隐瞒他亲生母亲是精神病人的情况。显然， 迈克尔不是唯一一个发现路易斯·威斯公司可以随意篡改他们亲生母亲情况的被收养人。1988年，当另一个被收养人康妮要求路易斯·威斯公司提供医学档案时，人们告诉她亲生母亲是一个聪明的年轻女子。然而，她偶然看到生母的档案才知情况并非如此。“她被描述成一个智力非凡的女孩,” 一个社会工作者在1962年写道， “虽然目前她还无法真正融入现实生活，像正常人一样过日子。”
如果路易斯·威斯公司向保拉隐瞒了亲生母亲的精神疾病，那么也有可能隐瞒我哥哥亲生母亲情绪不稳定的状况。
尽管爸爸让我不要再回想过去，我还是提出了许多问题。
“她长得怎么样？” 我在公寓对面街上的电话亭给爸爸打电话。10年前，杰伊的亲生母亲在俄克拉何马州找寻杰伊的下落，并且突然找到了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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