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最熟悉的陌生人
作者：［美国］埃利塞·沙因 保拉·伯恩斯坦 著 胡开宝 王 彬 缪 余 译
罗妮觉察到我的难过，试着安慰我。“你的母亲没法照顾你们，因为她知道她必须继续接受精神病治疗。” 她说道。
我再也沉不住气，啜泣起来。
“放弃我们，她是对的。我是为她哭，”我边哭边咕哝着，“以后我们还能找你了解其他事情吗？”
“当然可以。我知道你们要花点时间接受这件事。”
挂了电话，我百感交集。失望的是我们将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亲生父亲是谁。欣慰的是埃利塞和我没有受遗传倾向的影响，我们都很正常。
那天晚饭时，我仔细打量杰茜和鲁比。
“这样的悲剧下，怎么还能生出身心这么健康的孩子呢？”我问艾弗，其实我并不是想得到他的回答。我思索着，我和艾弗是否应该高度关注杰茜和鲁比发病的任何早期症状。
“如果早知道我亲生母亲有精神病，我们还会要孩子吗？”我问艾弗。那天晚上，我和艾弗偎依着，身上盖着一条薄棉被。
“会的，但我们会有更多心理负担。”他坦承道。
艾弗睡着后，我睡不着，脑子里都是关于生母的想法和问题。她后来是不是自杀了？如果她还活着的话，她是否还关在精神病院里？我不能入睡，于是我踮着脚尖来到餐桌边，匆匆地在日记上写道：“我对生母的不幸经历了解得越多，就越想找到她，让她看看她当初做的决定是对的。她创造了我们，我们现在活得很好。”
埃利塞：纽约的6月天气是炎热的。这让我想到了2003年袭击法国的那场热浪， 大批被家人落下，没有出去度假的老年人被送进拥挤不堪的急诊室。约瑟夫在布鲁克林找了间新公寓，我睡在沙发上，醒过来后发现全身都是汗。回来的第一个早上，闹钟还没响，我就冲下床，赶忙去租房子。
没想到在纽约找房子是这么复杂。拿不出租房历史，我可能会被认为是刚下船的移民。被拒绝了几次后，我怀疑我额头上是不是有个看不见的记号，上面写着：“我在小盒子里住了4年，我完全不正常。不要租给我。”一周后，在被这么多房东拒绝之后，我泄气了，便逃到住在北港的堂姐特蕾茜家稍作休息。我躺在她家大后院的草坪椅子上胡思乱想时，被电话铃声惊扰。
我跑进去拿起话筒。听到保拉兴奋的声音，我知道有消息了。“我从斯彭思蔡平公司拿到我的医疗资料了。”她将一切都告诉我。
我们的亲生母亲是1959年第一次入院的，那时她才20岁。我险些重蹈她的覆辙。
我20岁时第一次使用毒品。当朋友们从幻觉中苏醒过来，去小餐馆吃早饭时，我却像精神分裂症发作一般躺在床上，眼睛呆滞地仰望着。我无法回归到真实世界，无助地呼唤“妈妈”，不知道我是在叫养母琳恩还是亲生母亲。我脑海中闪过亲生母亲幽灵般的身影。我的室友抚摸着我的额头，安慰我说这是个噩梦，会结束的。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只感到被抛弃了。“你母亲不在你身边。你独自一人。”我反复絮叨着。如果我早知道自己有精神病的遗传倾向，也许我会避开危险。不过也许我会直面它。
很多母亲会给未出世的宝宝听莫扎特的音乐，会对着隆起的肚皮轻声说话。“我一直在想，我们在她肚子里听到的肯定是精神病院里其他病人的尖叫。”我说道。
“哇，我们一路走来挺不容易，是吧？”保拉说，然后我们紧张地笑了笑。
虽然保拉不会在意是否找到了生母，不过我能感觉到她在知道真相后还是松了一口气。“我们已过了精神分裂症发作的年龄。我们很幸运，活得很好。”保拉说道。
我们的亲生母亲是真的打算自杀，还是只想除掉体内的胎儿？我们也许只是她自厌症无辜的牺牲品。我想起我在巴黎的朋友杰奎琳。她19岁时不小心怀孕，为此烦恼，试图割腕自杀，不过没有成功。30年后，她儿子饱受燥郁症之苦。她很愧疚，她觉得也许是她把当时的痛苦传递给了肚里的孩子。
杰奎琳这样想，可能是受了法国心理分析学家佛朗索瓦兹·多尔多的影响。佛朗索瓦兹·多尔多认为，母体内的胎儿能够感受并理解母亲的情绪状态。因此，多尔多鼓励父母们从孩子一出世就跟他聊天，什么对小孩产生影响，就可以跟他说什么。
保拉继续给我读信。“据说她体格壮硕，身材肥胖，深褐色头发，棕色眼睛，牙齿不好，面部轮廓分明。”保拉补充说，“就像童话故事里邪恶的大灰狼。”我无法认出这家公司描述的这个女人形象。我和保拉只继承了她的棕色眼睛吧？一想到一个超胖的女人穿着鲜艳的宽松棉质裙，我就感到很尴尬。要我跟家人说我亲生母亲有肥胖症，总觉得有点丢脸，说她有精神病倒显得更容易。我怀疑我们母亲肥胖是困扰我和保拉饮食紊乱的根源。也许，她的肥胖症是她服用的药物造成的。
罗妮说，我们的亲生母亲是在生我们两周前才得到产前护理的。是不是因为她太胖了，所以精神病院的人没有注意到她凸起的肚子？她自杀失败后，一定很排斥肚里成长的小生命。我们的亲生母亲一直在服用康帕嗪，但在生我们时换成了奋乃静。我在网上搜索这两种药，了解到孕妇可以服用后，我如释重负。
“这可能让你吃惊。”保拉说道，她让我做好心理准备。我心一紧。还有什么吗？
“她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保拉宣称道。
“为什么你认为我会吃惊呢？”我防备似的问道。
“你说过也许他们的爱情为旁人不容。你把他们的事想得很浪漫。”
“那只是我的假设之一。我不是说这是唯一的假设。”不过，我还是有点难受。我宁愿自己是别人偷食禁果的爱情结晶。
“现在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了，”我垂头丧气地说，“除非有一天我们能遇到她，她告诉我们，但前提是她知道。”为了让气氛轻松点，我又说道，“好了，我们的亲生父亲肯定有一口好牙！”
我们已核实了亲生母亲患有精神疾病，我们因此怀疑我们是否还要调查下去。我很担心一旦我们找到她，她会处于什么样的境况。
“如果她呆在精神病院里的话，我们该怎么做？”保拉说出了我的想法，“我们是不是一定得每周去看她？”
我安慰保拉：“我们只要向她表示尊敬就行了。”
据罗妮所说，我3个月的时候做了疝气手术，路易斯·威斯公司不得不延长我的寄养时间，以观察我的后续情况。5个月的时候，保拉就被收养了，因为这个变化，研究人员肯定被迫放弃了对我们的研究。
这样，没有人再对我进行研究。我9个月大的时候被收养，跟养母琳恩在一起的时间比我想象的更短。凯瑟琳告诉我，我是在6个月大的时候被收养的，她一定弄错了。
“好了，至少路易斯·威斯公司考虑到尽可能对我有利，没有把我留下来。”保拉说道。这家公司会为我们着想？我对此嗤之以鼻。
我很失望我没拿到相关的材料说明。罗妮有保拉的医疗资料，却没有我的，我忍不住很恼火。她没说我得自己去提出正式申请，保拉不能替我申请。
“我很想打电话给罗妮，骂她一顿。”我对保拉大喊大叫。我找不到人发泄怒火，罗妮成了我的出气筒。“不过我不会的。”我向保拉保证。尽管心烦意乱，我还不至于乱发脾气。
“不要误会，不过我想也许你该考虑下治疗。”保拉小心翼翼地建议道。
我做自我分析已好多年了，一想到要从头到尾讲述我那些史诗般的经历，我就头晕。而且，我免不了要想为什么保拉在服用抗抑郁药，而我却没有。也许在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中，我的抑郁症已一笔勾销了，我早就接受了不可预测的生活循环。没碰到保拉前，我从没想过我需要治疗。此时此刻，我想这些年来我是不是一直在假装自己精神健康，以防止精神病缠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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