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男人立正
作者：许春樵
陈道生发觉两百块钱不见了。丁麻子手中竹签串着的油条悬在半空里，“快拿着，我还要炸油条呢。要是没钱下次再给!”陈道生还是不说话，他匆忙地解开纽扣，脱了棉袄，将里面的口袋翻过来，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烟屑飘到了地上。陈道生将棉袄倒过来，索性猛烈地抖擞着，嘴里叽咕着，“糟了，钱到哪去了呢?”这可是卖血的钱，陈道生急得蹲在地上，眼睛在石板路上搜索着，石板路上除了零星的碎纸屑、踩扁了的烟头还有一些炸油条散落的面粉，什么也没有。丁麻子说，“又不是几千几万。不就是两根油条钱吗?看你这失魂落魄的，两根油条送你了。”陈道生站起来，眼睛都直了。还是没接油条。他愣了一会，突然往屁股后面的口袋里摸去。一摸，就摸出了两张百元大钞。原来从医院出来的时候过于激动，没想到将钱塞到了屁股后面。丁麻子说，“乖乖，你真的发财了，两毛钱油条你掏出两百块钱。吓我呢?”陈道生抹了一把鼻尖上的冷汗。尴尬地笑笑。
陈道生拎着两根油条回到家。钱家珍已经出门去了。这些天钱家珍一大早就出去了，有时很晚才回来，每天早饭不做，晚饭不烧。回到家就坐在凳子上嗑奶油瓜子，瓜子壳也带着一股怨气飞得很远，陈道生想问她干什么去了。又不敢问，家里的祸是他闯下的，他对受了连累的钱家珍说三道四缺少足够的底气。又过了一些日子，钱家珍身上多了一件真丝刺绣的棉袄，绿底红花，光鲜照人，等到下身穿了一条米色的条绒长裤再加上脚上配的一双棕色皮鞋，钱家珍倚着门框将瓜子壳吐出一道弧线的时候，她的神态真像是一个享足了荣华富贵的姨太太了，陈道生问哪来这么多钱买这么好的行头，钱家珍说打牌赢的，陈道生说你们不是打五块钱一锅的牌吗。哪能赢这么多钱，钱家珍将一粒捏在手缝里的瓜子扔到地上，直面陈道生说。“告诉你吧，我找到了一份工作。”陈道生说。“什么工作?”钱家珍说，“不能告诉你。告诉你是要犯错误的。”
回到家的陈道生独自就着开水吃了两根油条，肚子里充实了许多，他本来以为像采血女大夫说的那样。卖血就不能卖糖葫芦了，可不卖又干什么呢，身上不疼不痒的，坐在家里晒太阳，出去到处闲逛，别人看见了都说不过去，他又不能告诉人家自己卖血，再说了，做糖葫芦、卖糖葫芦也就是动动手，动动腿，跟做广播体操差不多。跟锻炼身体差不多，算不得什么体力活。他用自己的逻辑说服了自己。于是吃了两根油条的陈道生只无所事事了一支烟工夫，就跑到厨房熬上了糖浆，将山楂洗净一搅拌，不到一小时，糖葫芦就做好了。十点钟的时候，陈道生将做好的糖葫芦绑到自行车后架上，出门了。
他想每个星期卖血两次四百块钱，年关生意好，每天卖糖葫芦挣个三四十块钱，到年三十还有半个月。差不多就能还上一千块钱。在没有找到新的挣钱门路之前。一边卖血，一边卖糖葫芦，是最好的选择。卖血这天糖葫芦也卖得出奇的好，下午四点钟，在胜利路小学门口，两百串糖葫芦剩下的最后六十多串被哄抢一空，前后不到五分钟。
钱家珍是夜里十二点多回来的，陈道生睁开疲倦的眼睛问钱家珍哪去了，钱家珍吐出嘴里已经嚼得索然无味的口香糖，懒洋洋地说，“才下班。”陈道生坐了起来，人也醒了，“你在哪儿上班这么晚才回来?”钱家珍向空气中踢了踢脚上的棕色皮鞋。“不是跟你说过了嘛，不能告诉你!”陈道生沉不住气了，“明天我跟你一起到你单位。看你究竟做什么了不起的工作。”钱家珍不屑一顾地说，“你算老几，市长都没资格去打听我的工作。”陈道生觉得钱家珍简直就是发烧说胡话，是痴人说梦，贩毒，她不敢；做见不得人的事，人老珠黄又好面子，不会干；也许当媒婆在外面骗吃骗喝骗点衣服穿。想不清楚。陈道生就不想了，他倒头睡去，太累了，后半夜睡得很沉。
2
大街小巷过年的气象越来越鲜明，家家户户的门檐下都挂了些腊肉和腌干的鸡鱼鹅鸭，过了腊八，卖春联、鞭炮、糕点、瓜子、花生的年货摊子就依次摆满了大街小巷，买卖一派繁荣。
陈道生家里毫无过年的气象。既没割肉，也没打酒。屋内冰冷的空气冻住了剩余的日子。杨白劳卖豆腐过年还给喜儿买了三尺红头绳，陈道生想过这个问题，只是他觉得连三尺红头绳也没处扎，女儿小莉在新疆劳改，而巨大的债务像一剂毒药毒死了过年的心情，过年对于陈道生来说是恐惧和煎熬，而不是吃肉喝酒，钱家珍对这个家和陈道生也死了心，她穿着新买的衣服和鞋子早出晚归，家成了她生命中一个极不情愿人住但又不得不住的旅馆，旅馆的地上爬满了臭虫和冬天不死的苍蝇。
钱家珍已经在郭文达手下干一段日子了，这个梳着背头衣冠楚楚的五十多岁的男人工作很重大很神秘，他的办公地点在“临河小区”，是租住在五楼的两室一厅的民宅，晚上也住在里面。钱家珍就在这伟大而神秘的两室一厅里上班，客厅里有一张办公桌和一部电话，里屋有一些简陋的家具和一张宽大的床，平时郭文达出门，钱家珍就在屋里守着，偶尔有一些来路不明的人将皮箱或纸箱送进来，郭文达说是机密文件，让她不要看，钱家珍看到纸箱或皮箱的外面都缠绕上了一道道胶带，就知道五花大绑的箱子确实是很机密的。她从来不看。
吃过山珍海味的钱家珍是第二天到郭文达那里上班的。郭文达将钱家珍带进略显空荡的屋里，很冷静地对她说，“干我们这行的，日子其实很清苦，很单调，有钱不能乱花，还不能住高级宾馆，更不允许跟当地领导打交道，像个出家的和尚。这里就是办公室兼我的卧室了。”钱家珍觉得这里的陈设与郭文达的衣服与发型差距太大，她就很疑惑地问，“你究竟是做什么工作的?”郭文达从西装口袋里面掏出国家安全局特别调查官的蓝皮证件递到钱家珍的手里，钱家珍看到“国家安全局”、“特别调查官”的烫金字体。手像被火烫了一样发抖，郭文达从她抖动的手里拿回证件，然后从怀里掏出真皮皮夹并很轻松地从中抽出一叠百元大钞塞到钱家珍手里，“这是你的第一个月工资，八百块钱，以后转正了，再给你调工资。”钱家珍的手还在抖，郭文达右手将钱塞到她的口袋里，左手将她抖动的手牵过来，紧紧捏住，然后就顺理成章地按到了床上。郭文达像一个山里的优秀农夫在剥着刚砍下的竹笋一样。很熟练地剥着钱家珍的衣服，钱家珍不说话，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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