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最后一个匈奴
作者：高建群
说话间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这一年多的时间内，杨岸乡七个月坐、八个月爬、十个月打能能、十二个月上走路，等到这时，已经会迈动小腿，扶着墙壁，窑里窑外地乱蹿了。这时候杨作新捎来话。原来这时候，中央红军，已经和平接收肤施城，杨作新重新回到肤施，担任了职务。他在城里，租了间平房，要荞麦领着儿子，进城去住。杨老太太接到这个讯儿，心里自然舍不得孙子，可是转念一想，杨作新如今又红漾了，况且做了大官，如果荞麦不在身边守着他，难免这小子哪一天昏了头，又向吴儿堡发来一封休书。想到这里，就叫杨蛾子，去找村长，以红军家属的名义，要村长派一个公差，用毛驴送荞麦母子上路。
这一年多的时间内，杨作新行色匆匆，几乎参与了中央红军进入陕北高原后的所有重大活动。当然他只是个跑龙套的角色，所以，在后来的那些回忆录和党史资料文献中，对他的名字很少提及。
儿子过满月那天，他原来是准备回家一趟的，可是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在洛河川的象鼻子湾举行的会师典礼，他参与了筹备工作。典礼一完，这时候赶回吴儿堡还来得及，结果突然战事又发，蒋介石急令张学良所属五十七军、六十七军并骑兵军，趁中央红军初入陕北、立脚未稳之际，予以歼灭。于是，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联手，由毛泽东亲自指挥，在子午岭旁边的直罗镇，组织了那场被毛泽东称之为“奠基礼”的直罗镇战役。几支部队协同作战，彼此原先都不熟悉，所以杨作新忙前忙后，四处奔跑，做了个联络官之类的角色。
这以后，以国民党重兵守卫的陕北第一重镇肤施城为圆心，红军纵横驰骋，在陕北高原上，兜了几个圈子。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先后在谢子长的家乡瓦窑堡，刘志丹的家乡保安，建立起临时红色首都。东征战役时，毛泽东东渡黄河，得胜回营后，还在清涧袁家沟，小住过一段日子，并且正如读者所知道的那样，在那个小小的陕北高原山村，写下了一首关于“雪”的诗词，词牌名是《沁园春》。
一九三六年的双十二西安事变，成为一个转机。在此之前，张学良将军与周恩来将军，曾在肤施城南门坡的一座天主教堂里，秘密会晤，商讨东北军将其辖地肤施城，让给红军事宜。双十二事变的发生，促使这件事有了结果。于是，时隔一个月零一天后，也就是一九三七年的一月十三日，张学良部撤出肤施，中共中央首脑机关进驻肤施。肤施城内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武装，见正规军走了，知道大势已去，于是站在肤施城头，放了两枪，然后仓皇逃逸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肤施岁月，于是从此开始。
杨作新就任了肤施市督学职务。原先的赵督学，据说在杨作新结婚不久，她就和肤施守军的头领结婚了。红军开进肤施城之前，我们知道，地方武装纷纷逃逸，那位守军头领，带了已经怀孕的赵督学，前往榆林，投了那里的同僚。榆林城位于陕北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宁夏河套平原接壤地带，这里的军事辖制，却属北平冯玉祥管。那赵督学的丈夫，后来换防，到了北平。到北平后，听了赵督学的话，脱了制服，开始经商。他们的故事到这里没有结束，容后再叙。至于那“赵半城”，却在红军入城之初，在自家的门楼上，拴了根绳子，上吊死了。当时，女儿和女婿，劝他和他们一起走，他舍不得这肤施半个城的属于他的铺面和字号儿，决心与它们共存亡。女婿女儿无法，只好自己抬脚先走了。女婿女儿走后，剩下他一个人了，他坐在空荡荡的家里，想起国民党那些关于共产党杀人放火之类的宣传，越想越怕，就去寻短见了。其时鞭炮声已经响起，肤施城里的开明人士，由事先潜入城中的杨作新组织，出郭十里，迎接毛泽东一行入城。杨作新自然没有忘了“赵半城”这个人物，谁知来叩他大门的时候，看见的只是一具悬在空中的尸体，杨作新见了，嗟叹一回，心想他本来不该如此。
红军入城，张榜安民。肤施城里，不能没有地方官，诸多铺面商号，也不能没有管理的；肤施治下各类学校，也不能一日没有督学。至于以后体制如何变更，那是以后的事了，现在得有个应急措施才对。以杨作新的资历、影响和学识，担任这个督学自然合适，于是众位乡贤，公推他担任这个职务。杨作新觉得由他去接赵督学的手续，似乎有些滑稽。但这是革命需要，况且，上级也有这个意思，于是也就不便推辞。安顿停当后，便在肤施城内，租了一间民房，接来了荞麦母子。自此，杨作新每日忙于他的公务，勤勉工作，荞麦当她的干部家属，以带孩子为职业，一家人和睦相处，恩恩爱爱，相安无事。
第十四章
算起来，杨蛾子这一年，已经满二十三岁了。她像一朵山乡里风吹雨打的野花，在迎风怒放着，娇艳，健康，善良，美丽。爱神并没有久久地冷落她，它只是在等待机会，等待那合适的、杨蛾子可心的人来叩击她的门扉。前面说了，这个野姑娘，她继承了吴儿堡家族相貌上的一切优点：两只又黑又亮的大眼睛，一对双眼皮，白皙的面孔上，两个高颧骨，颧骨上停两朵红晕，尖下巴，有些消瘦的面颊上，时隐时现出两个酒窝。较之前两年，她的胸脯丰满了许多，皮肤上也呈现出一种羊脂般的光泽，繁重的体力劳动并没有磨掉她身上青春的光彩，反而由于劳动的砥砺，她的身上，出现了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这更增加了她的魅力和气质。
荞麦母子前脚刚走，当地政府，给这一带疏散了一群红军伤兵。这些伤兵是东征战役挂彩的，还是西征战役挂彩的，或者是平型关与日寇打仗时挂彩的，上边没有说。吴儿堡也分来了一个伤兵，照着装束和身份看，可能还是一个首长，一只指挥打仗用的怀表，装在上衣口袋里，链儿拴在第二个纽扣上。一头高头大马驮着伤兵，一左一右两个警卫员扶着，来到吴儿堡，将他交给村长。村长于是将这个伤兵，分配给了杨老太太和杨蛾子照管。一则杨家是公家人的家属，可以信得过，二则杨家的偏窑闲着，正好可以让伤兵在那里居住。警卫员见安顿停当了，便留下一些药品，牵着马回部队去了。
那伤兵中等身材，消瘦面容，年纪在三十岁上下。他也把红军说成是“丰军”，因此可以断定是湖南人或者湖北人。他的伤是在胯骨上，一颗子弹，从屁股蛋子里钻进去，碰到骨头，便嵌进骨头缝里去了。在部队医院里，做了手术，取出了子弹，看着没有危险了，于是便疏散到老百姓家里，找一个安静的去处养伤。
伤兵在战场上厮杀惯了，习惯了东征西讨，猛丁来到这个安静的偏僻的小村子，显然有些不适应。在这里，一切都是以慢节奏进行着的，太阳到了半早上，才懒洋洋地从东山出来，到了下午，又懒洋洋地落入西山那个垛口。一座座山丘死气沉沉地僵卧着，不见一丝绿色，好像害了浮肿病的病人的脸色。空气自然是洁净的，没有一丝硝烟，也没有一点噪音，但太静寂了，也令人生出一丝惊悸与不安。最初几天，伤兵显得焦躁，尽管杨老太太和杨蛾子做了最好的饭食招待他，但他只是吃很少的一点儿，筷子头动一下，就停了。有一次，蛾子劝得紧了，他竟使起性子，端起碗，摔在了地上，气得个杨蛾子，脸色煞白。伤兵也知道是自己的不对，赶快道歉，并且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津贴费，来赔这只打碎的碗。杨蛾子一甩手，抹着眼泪走了。
杨老太太待伤兵，像待亲生儿子一样。乡间老太婆，本来就是个菩萨心肠，加之这时候，她也以革命家庭自居，儿子杨作新在外，给共产党干事，那么杨作新的同志，从广义上讲，也就是她的干儿子。所以不管这伤兵如何烦躁、无礼，她只是小心侍候，尽自己的慈母心肠，生怕有一点慢待了同志。
自从那骑着高头大马的伤兵，在吴儿堡川道里一露头，杨蛾子的心就跳起来了。她的眼睛一直瞅着那骑马的伤兵，在村长家窑门口停下，才收回目光。这里也是一条交通要道，官道上常过队伍，所以杨蛾子最初以为，这大约又是过往的什么人，谁知，信不信由你，生活中果然有那种被中国人称之为“命”、被外国人称之为“命运”的东西，这骑马的人，不是过路的，是要在这村子住一段时间的，而几十户人家的村子，偏偏这个伤兵，来了杨蛾子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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