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最后一个匈奴
作者：高建群
他和杨岸乡成了好朋友。他们在黑寿山的办公室里，碰到过一回，而后来，为了出一本系统地反映杏子河流域治理工程的书，黑寿山曾推荐杨岸乡担任这本书的主笔，于是，杨岸乡来这里，居住了一段时间。书后来出版了，硬壳精装，一幅幅的陕北高原鸟瞰图，再配上杨岸乡的典雅优美的文字，加上黑寿山撰写的序言，从而成为一本高档次的读物。而为了照顾国外读者，作品的目录除用汉字排过以后，又用英语重排了一遍。
生活中的阴差阳错令平头吃惊。当《最后一支歌》在全国文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的时候，他为丹华高兴，他以为这是丹华自己将它发表的，是丹华在临离开陕北时，用这篇小说作为她的告别辞的。但是最后，笔名叫“花子”的作者，作品一篇接一篇地发表出来了，他如同坠入五里迷雾之中，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直到《荒原故事》的再次引起轰动，才使他明白了，这其实是另外一个人。他了解丹华的阅历和气质，他明白，作品是阅历的产物，而丹华是没有这种阅历的。
后来，当遇到杨岸乡的时候，当听完杨岸乡详尽地叙述完《最后一支歌》所产生的奇异故事时，他明白了，这其实是一种天意：既然一匹马溜缰了，生活就又抓来另一匹马，塞进辕里，用鞭子抽打着你继续拉着车走。车总是要前行的。看来这不仅仅是阴差阳错，而且是移花接木。
杨岸乡你找不出他的错，他将一篇就要变成纸浆的手稿抢救了出来，让它变为铅字，变为文学宝库里的一份不动产，如果没有他，这份手稿现在将重新成为白纸，也许不知道在派什么用场。如果说有错的话，他的最大的错误在于他用了丹华的笔名，侵犯了如人们所说的署名使用权，然而，是不是同时可以这样说，他其实是一直在为另外一个叫“花子”的人激动，他不但占据了她的房间，他不但继续她的思想，而且，用她的名义完成着那些本该属于她来完成的东西。
从这个意义上说，丹华反倒不是损失者，而是最大的受益者。
当然，抛开这些庸人之见，而将这件事放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那么我们看到，生活的安排多奇妙呀，我们看到，造物主放射出了怎样的光彩呀！受益者不是你也不是他，受益者是人类整体。人类因为这些动人的竖琴手们，它的寂寞的路途不复寂寞。
丹华成了他们谈话中的一个重要的话题。
平头能告诉杨岸乡的是，丹华出走后，他仅仅收到过她一封信。那时她在香港，她先在一家报馆，找到了一份资料员之类的工作，后来由于语言问题，被辞退了，于是，她进了一家英语速成班学习。仅仅是这一封短函，由右及左，竖行写的，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而且，来信其实不是用短函，而是用明信片形式寄的，这表明他们之间已经无秘密可言，只是平头出于一种失败者的自尊，没有将这一点说出。他只说自那以后，她就没有消息了。
杨岸乡希望平头能更多地告诉他一些丹华的事情，细枝末梢也不要放过。他一个劲地刨根问底，使得平头都有点不怎么高兴了。
对丹华过于关心的还有黑寿山。当退居二线，成为顾问以后，他觉得没有必要再忌讳什么，守口如瓶了。一种深深的歉疚之意，现在开始折磨这个自由了的人。他怀念他的那早年的恋人，他思念那个远走的他的亲人。他觉得他在生活中走错了一步，当弱小的她们需要一个男人的肩膀遮风挡雨的时候，那时他在哪里呢？他因此而永生不能原谅自己。他想，如果让他重新生活一次的话，他一定会作出另外的选择的。
丹华一去就杳无音讯，甚至连给平头来的那样的短函也没有给他过，这使他伤心。从而，也使他判定了，她的处境并不好，她要么是为生活而疲于奔命，没有时间给他写信，要么是还嫉恨于他，不准备原谅他。
杏子河流域治理工程告一段落后，联合国组织投资国的代表、一些处于同样地貌的国家的代表，以及一些专家学者来考察和验收。肤施方面，由市委顾问黑寿山负责陪同。考察验收的时间大约在秋季。这是一年中陕北最好的季节。考察验收后，联合国对这项黄土高原治理工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表示了极大的满意。在这种情况下，黑寿山趁机提出，治理整个延河流域的要求，并申明这是受白雪青书记委托，提出来的。这个要求当即被接受了。
按照黑寿山的意见，还想请北京知青金良同志继续负责这项工程，但是，平头面有难色。
九十年代初，按照政策，当年来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都可以返城回京，如果他们有当地配偶的话，也可以一同带回去。北京市也为这些回城知青安排好了单位。工种是两种，一种是环卫工人，一种是煤炭公司。消息传出，还留在陕北的为数不多的“老插”们，几乎一夜之间，全部变卖了家具，办好了手续，拔腿回城。平头思前虑后，又和老婆商量了几个通宵，终于决定回去。现在，他们已经和一家煤炭公司联系好了，平头回去做拉板车送煤球的工作，老婆则在公司里制作煤球。
“黑书记，仅仅是为了你的挽留——你看得起我，我又干了八年——八年抗战，现在，放一条生路，让我回去吧！我的力气已经几乎耗干，我觉得我对得起我自己、对得起这块土地了！”平头说。
平头依然称黑寿山为“黑书记”，这使黑寿山想起昔日大权在握那阵儿，他忍不住咂着嘴巴回味了片刻。只有那些最亲近的部下，才这样永远以这种称呼来称他。
“你的事情，我给白书记说说吧！”黑寿山模棱两可地说。他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我想叫你的结局更好一点。”
“我还是想回去！”平头继续说。
杏子河流域治理仅仅是一个先行一步的典范，一个征服自然的豪迈事业的序曲。一场堪与那场红色革命等量齐观的绿色革命，一个人类假自己的手改变自身生存环境的小小尝试。
而与此同时，在陕北高原上，绿色革命的进程同样在每个角落进行。这是潮流，所不同的是，有的地方进程快点，有的地方进程慢些而已。杏子河流域是“点”，别的地方是“面”，“以点带面”，这是黑寿山的一条工作方法。
从一九七九年开始，陕北地区连年风调雨顺，粮食生产年年增长，《肤施日报》每年照例要在年终截稿时，以“第三个丰收年”、“第五个丰收年”、“第十个丰收年”、“第十一个丰收年”之类的标题，来为国民经济发展的这一条战线作一番总结。而每年年初，在肤施市三级干部会召开的同时，那些交售万斤粮户，那些成就突出的养牛专业户、养羊专业户、养驴专业户、林果专业户、治沙专业户等等，都要被披红挂花，在肤施城的大街上，锣鼓助威，走上几个来回。
时至今日，陕北人终于实现了周恩来生前提出的“粮食翻一番”的要求。周恩来是一九七三年提出的，并且把“翻一番”的时限定为五年。但是，翻番的事在整整十七年之后，才告实现，而且实现的途径是靠大量压缩耕种面积、提高单产取得的，这大约是人们所说的辩证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翻番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意义，因为时至今日，国家仓库和农民的粮食囤都呈现出饱和状态。尽管肤施市政府接连发出通知，要求各级粮站都要切实解决农民“卖余粮难”问题，但是说归说，粮站没有资金收购粮，收购回来也没有粮仓可以存放，而城里人在开放搞活以后，饮食结构发生变化，粮食的需求也明显下降了。
在“越垦越穷，越穷越垦”这个恶性循环转变为良性循环的同时，“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情况也得到改善。
无须讳言，这主要是靠行政命令的手段强制执行的。改变农民的生殖观念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在长期与恶劣的大自然的斗争中，渴望家庭有一个男孩——男丁——男人，渴望老有所养，成为每一个农民家庭的一件大事。在农民还没有意识到节制生育的好处以前，在人口的大量增长已经使经济的一点可怜的增长速度抵消为负增长的情况下，有时候需要一点强制。一支支的手术工作队被赶到农村，挨门挨户地男结女扎，即便这样，肤施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仍超过全国平均增长率的两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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