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最后一个匈奴
作者：高建群
“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盼的是 好光景。”
在黑寿山考察的日子里，汽车所到之处，都能听到山上劳作的人们这样歌唱。陕北人将在田野上劳动的人叫受苦人，而不像别的地方叫“庄稼人”、“庄稼汉”或者种地的。“受苦人”这三个字，包含了多少内容呀！作为在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干部，他热爱陕北，热爱这些淳朴的乡亲父老，他对这块土地以及它的人民怀有一种深沉的感情。那两句信天游唱得多好呀！是的，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盼的是好光景，这从闹红时期就开始唱红了的句子，一直唱到今天了。这些农民兄弟们一生苦苦劳作，东山日头背到西山，他们唯一的奢求，是填饱肚皮，是有“荞面饸饹羊腥汤”这样的光景好过，他们的要求并不高，那一碗“荞面饸饹羊腥汤”便是他们的全部梦想。
然而在许多年中，我们连这最基本的东西也没有能够给他们。
他想起战争年间，陕北人民用小米养活革命的日子。他永远忘不了，一九四七年延安七天七夜保卫战中，当他身负重伤，停在小镇的临时救护所时，一位面色黝黑的妇女，将自己干瘪的奶头，塞进他的嘴里的情景。
后来，部队撤到陕北高原北部，他在袁家村养伤的时候，不止一次地给他的母亲黑白氏，提到过发生在小镇的这件事，提到“荞麦”这个名字。黑白氏说：“那荞麦，该不是你杨干大的婆姨吧，她也叫荞麦！按辈分说，你该叫她杨干妈才对。她救了你，这真是一种缘分！”黑白氏细细地想了想，接着又说：“肯定是她，我记得你杨干大说过，她是小镇上的姑娘；你杨干大在小镇当教书先生时，娶下她的。杨干大还有个儿子，大号叫杨岸乡，荞麦回到了小镇，不知他怎么样了，该不会失弃①了吧。小山子，你该去打问打问的，去照顾一下你杨干妈，如果那杨岸乡命大，还活在人间，小山子，你要好好地招呼他，你比他大！”
再后来，大反攻的时候，他路过小镇，找到当地老乡一打问，才知道荞麦已经死了，惹得他十分伤心。关于杨岸乡，他也没能打问出什么结果来，有人告诉他，杨岸乡上了保育院，这是听荞麦生前说的。黑寿山知道，保育院后来改成了保育小学，又改成了育才小学，大撤离时，这个学校也撤出了肤施城，如今不知去向。到了肤施城后，黑寿山又四处打听，才知道育才小学已经东渡黄河，一拨去了北京，一拨去了西安，一拨又绕回到肤施，至于杨岸乡，没有人能告诉他确切的消息。解放以后，工作忙碌，他抽不出一点空来考虑这事；等到后来，黑白氏一死，没有人在耳畔唠叨，这事便彻底地丢在脑后了。今天，如果不是触景生情，他也不会突然从记忆的深处，拉出这些事情。
在陕北高原转了一圈，完成了一次实地考察，通过和许多人的接触，通过对几条流域的踏勘，通过对各县历史地理的研究，黑寿山的心中，已经有几分踏实了。他认为陕北地区之所以长期处于食不果腹的境地，主要在于两个“恶性循环”。
治黄委员会提出的数据表明，黄河的百分之七十的泥沙，来自陕北高原以及与其隔河相望的山西晋西北地区，黄河因此而被称为黄河。在遥远的年代里，陕北高原还是一块平整的林木茂盛的高地平原，由于植被的破坏，造成水土流失，于是形成了这支离破碎的山梁山峁，沟沟壑壑，出现了山冈和平川这些概念。陕北高原每年年平均降雨量为三百毫米，但是有二百多毫米，集中在夏天的几场大雨中。倾盆大雨落在地上，砸实了的黄土，不能立即被吸收，于是变成“攻山水”，流了下来，千百条沟渠，便汇成一条蠕动着的泥浆河，注入黄河中。大雨一过，火辣辣的太阳一蒸，地皮马上就变得干裂起来。而这攻山水带走了土壤中好容易蓄积下的、或经人工施入的一点肥气，使本来就瘠薄的土地更加瘠薄。这样的土地是长不好庄稼的，春天撒上一二十斤种子，秋里收获五六十斤粮食，没有办法，农民只好拼命地开垦生荒地，荆棘林，连那些七十度左右的山坡都耕种上了，人均占有耕地面积达到七八亩以至十二三亩。可是这样，仍然解决不了温饱，粮食不够吃，于是又盲目开荒，这样，水土流失更加严重，土地更加瘠贫。
这是第一个恶性循环。要解决这个恶性循环，只有下决心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改变这种“广种薄收”的局面。将保留下来的这一部分耕地，实行精耕细作，加大农业投入，努力提高农作物单产量，以满足农业和非农业人口的基本口粮为标准；退耕下来的这一部分耕地，开始大量种植乔木、灌木和野草，这些种植的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防止水土流失，但是在主要目的之外，它同时还会带来三个好处：一是造成小气候——这些林草繁多的地区，降雨量明显增加，气候也较别的地方湿润；二是乔、灌、草本身亦具有经济价值，如果能大面积地发展果木，经济效益将会更大；三是随着林草的生长，将会刺激畜牧业的极大发展，要知道陕北高原，曾经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结合部呀！
要解决这个“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问题，黑寿山认为它的症结，还在于增加农业投入，就是说，眼下，得有一笔可观的资金，投入到这块疲惫不堪、失血过度的土地上去。你总不能让农民一边饿着肚子，一边等着地里长树长草，而畜牧业的发展、经济作物的发展、土地的作物和化肥农药薄膜籽种等等，都需要资金。在过去的年代里，这个土地的问题，不是没有人想到，只是没有把它列入问题的核心位置，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来给农业输血。“现在，该是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黑寿山想，“而资金，只要多跑一跑，多想些办法，四处叩头，总是可以解决的。”
第二个“恶性循环”是生育问题，即“越生越穷，越穷越生”。
哈！你不知道这些陕北的长腰婆姨们，多么能生，记得一篇小说的一个女主人公说：她真贱，不敢沾男人，一沾男人就怀，就有了双身子。陕北的婆姨们也是这样，她们有着极强的生殖能力，极发达的生殖器官，第一胎可能难生一些，到了第二胎，第三胎，第四胎，以至以后的生育，那简直就像撒一泡屎一样容易，说声生，圪里码嚓就屙下一个，比牛下牛犊还来得便当。有一婆姨，一年生两个，年初一个，年尾一个。她们的这种繁殖力，大约与这里恶劣的自然环境有关，与那种古老的“生殖崇拜”观念有关。在苦难的人类历程中，在与恶劣的大自然、与瘟疫和疾病、与战争和杀戮的斗争中，人类为了保持种族不灭，唯有以这种方式进行抗争。这种情形，与动物界中那些善良的无能的兔子、没有防御能力和食物保证的老鼠差不多。兔子和老鼠是以一月一窝的令人惊骇的繁殖力和世界抗争的，这一方人类之群，也采取了类似的办法。他们发达的嗓音在呐喊和歌唱，他们发达的双手在黄土地上像鸡一样刨食吃，他们发达的双脚走西口或者下南路，他们发达的生殖器官为这块土地源源不断地提供着人力资源。
当然人口的盲目出生，急剧增长，最初的责任还在那些蒙着羊肚子手巾的短腰汉们。这些受苦人，在田野上劳作时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但是到了夜晚，在那温馨的窑洞和暖炕上时，他们仍然强支身体，在那半月形窗户灯光的明灭中，快乐上一回。这是一块多情的土地，数不尽的民歌和酸曲已经向你论证了这一点，而按照一位县委书记的解释，这种性生活，其实也构成了陕北大文化的一部分，在没有电灯，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的夜晚，在这闭塞的一村一户被远远隔开的荒山野坬上，夫妻间的温柔，成了他们夜晚主要的文化活动。
但是在既往的年代里，由于有战争和瘟疫，由于几乎没有医疗设备，所以出生率虽然很高，但是人口的发展是缓慢的。按照官方资料的统计，婴儿的成活率仅是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也就是说，一个婆姨生十个孩子，通常只能养大两个到三个。但是建国以后，随着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随着人民群众生活的相对提高，婴儿的出生率增加，成活率也增加，一直上升到百分之九十以上。于是在这块土地上，人口呈现膨胀趋势，并且这种趋势还以更猛烈的几何级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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