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最后一个匈奴
作者：高建群
第十九章
交口河小吃店里的事情，过了两个月之后，在陕北高原，时令已经进入初秋了。这两个月时间，世界上发生了多少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记录了发生在杨岸乡身上的事情。
这是一个炎热的中午，交口河造纸厂，正是午睡时间。按照作息时间表，这是一年的最后一次午睡，从下一天开始，时间就改为秋季作息时间了。天气毕竟有些凉了，暑气渐渐减退，烦躁不安的杨岸乡，这一天中午，却睡得很安稳。吃过中饭后，碗也没有洗，他就和衣躺在床上，睡着了。
突然，一阵尖利的汽车喇叭声，将杨岸乡从睡梦中惊醒。
他想爬起来，却怎么也起不来。迷迷糊糊的。他想自己是在什么地方，想一想是在床上。为什么是在床上呢？原来是在午睡。对了，这是今年的最后一场午睡，是他进入生命的四十四岁大关的最后一场午睡。他生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在陕北高原，那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那么为什么醒来了呢？噢，是被汽车喇叭声吵醒的。那喇叭声真亮，真尖，就像刮胡子的刀片从脸上立着割过去一样。车上拉的是什么，是书吗？看一看去！不，还是睡觉吧！
杨岸乡还是坐起来，经过这一番打搅，他已经睡意全消。他嘟囔了两句，说不清是骂车，还是骂自己，随后出了房门，来到了院子。
车间门口堆下了一大堆书籍，这是刚才来的汽车留下的。就在杨岸乡迷迷糊糊的那一阵，车下完货，走了。只有这一堆书证明它曾经来过。
离上班还有半个小时，杨岸乡便在书堆里翻起来。
十年来，翻书成了杨岸乡的一个习惯。由于“文革”，大量的珍贵书籍被送到了这里，然后再经杨岸乡的手，送进大铁锅。那些好书在送往大铁锅之前，杨岸乡往往要截留一阵。十年间，这只大铁锅一共吞噬了多少废旧书籍，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靠这样废旧书籍的滋养，杨岸乡简直可以称得上学富五车的先生了。——“学富五车”是一句套话，但是作为杨岸乡来说，他阅读过的书籍确实是以卡车来计算的。对此，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只能怀着苦涩的、嘲讽的微笑说，大自然为了塑造一个巨子，考虑得真是无微不至，当外面的世界在天翻地覆、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却把他安排在这个安静的角落里填鸭，以便给热闹之后的世界派上一点用场。
书堆在阳光下熠熠发光。这个从千家万户收集来的废纸堆，正如杨岸乡所预料的那样：没有好书！现在不是“文革”的年月了，不会有人把好书往废品收购站送了。太阳当顶，天气炎热，一棵白杨树的影子，随风在书堆上来回摆动。杨岸乡用手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准备上班了。其实拍与不拍一个样，沾满灰尘的手和多日不洗的工作服一样脏。
就在这时，一摞纸页发黄的书籍引起了杨岸乡的注意。那汽车喇叭尖厉的声音，还在他耳畔萦回，他总觉得今天要发生点什么。
他停下来，望着这捆书。
书是压在一摞纸页发白的书上面的。上面的书还散发着油墨味，显然是从印刷厂到书店，在书店占了几年地方后，又到这里报到的。这种循环的每一个环节，都为人们提供了就业机会，这真得感谢这些纸张的利用者们，或者说印刷品的制造者们。
他抓住这摞书，摇晃了几下，肩头一扛，哗——，书摞倒了。突然，仿佛奇迹般地，从书摞倒下的地方，飞起一只蝴蝶来。蝴蝶吓了他一跳。
这是一只大大的、漆黑的、长着火红色花纹的蝴蝶。恰好有一股带着苦涩味道的旋风起了。蝴蝶借着旋风，在他头顶旋了一个圈，他一展手，那蝴蝶便静静地敛落在他手心了。
“你飞呀，飞呀！”杨岸乡有点惊讶地说。可是蝴蝶没有飞。怎么会飞呢？原来，这只是个蝴蝶标本。它夹在那发黄的书页中，随着书摞倒下，书页哗哗掀开，轻盈的它被掀出，又被书摞倒下的气浪吹得飞起来的。
“是哪个爱幻想的姑娘，在一个春天的日子里，为了纪念什么事情，扑下这只美丽的蝴蝶，然后把它当做书签的？——光为了这只蝴蝶，今天也该起来得早些的！”杨岸乡想。
他像人们通常说的抢救遗产一样，向那捆书扑去。——当然是纸页发黄的那捆。那里面有但丁，有巴尔扎克，有拜伦，有普希金，有你的书架中经常能见到的那些已成定论的世界名著。看来，这些书籍的原来的拥有者似乎偏爱俄罗斯文学，普希金之外，这里还有莱蒙托夫的著名的《当代英雄》，屠格涅夫的《春潮》，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被欺凌与被侮辱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俄苏近代作家中，则有那位忧伤的大自然的歌手叶赛宁的几个薄薄的诗歌单行本，还有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
这些书杨岸乡都看过，岂止看过，他对那些书中精彩的部分，简直可以说倒背如流，如数家珍，他对每部书中所弥漫的那各各不同的诗意成分，也都有着深刻的感受，因为大铁锅将这些书籍鲸吞之前，饥饿的杨岸乡已事先将它鲸吞一遍了。所以这些获得并没有给杨岸乡以太大的震动；随便地翻着这些书，他只轻轻地摇了摇头。他为这些书原先的拥有者惋惜，现在不是“文革”期间了，没有必要将这些珍贵的书籍往这里送了。
在每本书的扉页和与书脊相对的那个截面(杨岸乡不知道那叫什么)，都盖着一个红色圆形戳。杨岸乡仔细辨认了一阵，认出那是两个篆字：丹娘。这丹娘一定是这堆书原来的拥有者了，看来，她不光喜欢俄苏文学，还为自己取了一个俄罗斯风格的名字。
杨岸乡对这个“丹娘”，摇了摇头。尽管已经许多遍地看过这些书籍了，他还是决定将这些书籍留下来，搬到他的十平方去，再看一遍，让这些书，陪伴他消磨一段时光。
在拿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的时候，从书中掉下来一个大信封。它害得杨岸乡只得又弯了一次腰。
信封里装着的是一份揉得皱巴巴的小说稿。杨岸乡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篇经历过无数编辑之手，被退过无数次的稿件。它的第一页是崭新的。那是作者撕掉了被判定命运的第一页，而重新抄写的缘故。
小说的篇名叫《最后一支歌》，作者的署名是“花子”。杨岸乡由此判断，这个叫“丹娘”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或者用我们通常的话说叫“业余作者”。这“花子”显然是她的笔名。
他匆匆地浏览了一下这篇小说稿。浏览仅限于第一页，即像人们所传闻的那些掌握生杀大权的编辑的通常做法那样。当然对于杨岸乡来说，他的浏览仅仅是出于好奇，或者说无所事事。小说是以“‘六一’儿童节”这句话开头的，这句话决定了它的文笔的稚嫩和限定了思考的深刻程度，但是，杨岸乡还是耐着性子，看完了第一页。他的目光在第一页的最后几行停住了，那最后几行是：“我独自走着，只觉得千头万绪，百感交集。我并不老，才二十六岁，可却像老人似的，已经有许多值得回忆的事了。”
这第一页的最后几句话触动了杨岸乡，从而决定了他没有将这篇小说稿重新扔到废纸堆，去充填那个现在已经吃不饱了的大铁锅的胃口。他将小说稿重新装进了大信封，夹在《金蔷薇》中间，然后连同《金蔷薇》在内的这一摞书，抱到他的十平方米去。
这时候上班铃响了。杨岸乡拉好房门，上班去了。
这天晚上，在自己的房间里，杨岸乡拿起了这篇小说稿。
在阅读的途中，他将头深深地埋进纸里了。他在阅读中体验到了一种快感的痛苦。“悲剧不是不幸，麻木才是不幸。”——“悲剧可以使人变得崇高。”——“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在阅读的途中，这些不知道是杨岸乡自己独立思考的话还是先他就有的经典作家已经说过的话，一直嗡嗡地在他耳畔回响。在阅读的途中，他好像听到一位远方的姊妹在向他呼唤，侃侃而谈，呼唤一种心灵的理解；于是他明白了，在世界上，在世世代代走不完的漫长的道路上，大家都在走着，他有他的同类。
也许，当第一个猴子直起身子，走出森林的那一刻起，一种渴望表现的痛苦，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孤独感，便伴随着人类迢遥的行程。人生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痛苦，而随着人类思维向深度和广度的延伸，随着人对自身以及外部世界的知之渐多，这种痛苦便愈加强烈。只有白痴是幸福的，幸福得如同那尚未直起身子的猴子一样。对于人类来说，第一个猴子走出森林，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不幸，真是一件说不清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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