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最后一个匈奴

作者:高建群




  这样,我们知道了,传达室老头将那些旧书,连同那篇退稿,送到了废品收购站,最后,那些东西又到了交口河造纸厂,继而,由杨岸乡延续了那个《最后一支歌》的故事。
  丹华在肤施城范围的手续,是平头帮助她办的。平头毕竟大小算一个领导,官虽不大,知名度却很高,一代知青风云人物嘛,所以在上层熟悉一些。他也要走,只是目前在接受审查,他想等审查完了再走,免得将来屁股后边留个尾巴。丹华离开肤施城的那个早晨,平头帮助她将那只白木箱子,抬上了卡车,然后依依不舍地和她告别。在告别的时候,平头像突然记起什么似的,对丹华说:
  “你不是委托我打问一个叫黑寿山的人吗?现在,这个人出现了。他刚刚调来肤施,担任市委书记。”
  “是黑白的‘黑’吗?”丹华问,“一个很奇怪的姓!”
  “是的,正是这个‘黑’。我是在办手续时,听那些部门领导说的。”
  丹华点点头,算是对平头向她提供消息的谢忱。
  平头还想说什么,这时,司机按响了喇叭。司机已经有些急不可耐了,因为从肤施城到西安,还有整整一天的路程。丹华见了,再一次伸出手,说了声“谢谢”,就钻进了驾驶室。汽车缓缓地起步了。
  在汽车加快速度的那一刻,丹华从车窗里探出头,冲平头挥了一下手,并且说——“忘记我!”
  平头觉得,那匆匆一闪的脸色很难看,而那“忘记我”三个字,好像是哪一位伟人临终前的最后的遗言。
  
  第二十二章
  
  生活在进行着,就像杨蛾子怀中那块铮铮作响的怀表,走着它的里程。它有时候吝啬,有时候慷慨,它在你志得意满时突然施于你痛苦,它在你陷入绝望时又猝不及防地赐给你欢乐。
  所有的痛苦与欢乐,便构成了你的斑斓多彩的人生。如果没有这痛苦,你也许永远不会长大,永远处于初生儿的弱智阶段,永远不会具有穿透世界的目光,是痛苦给你提供了苦涩的然而是营养丰富的乳汁;当然,生活中也必须有欢乐,即便是一点,也应当有,要么,人生未免就太沉重和枯燥了。
  所以我们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也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或者二者都是,但只是二者的二分之一,然后再将这两个二分之一综合起来,构成我们自己对世界的看法。
  说了一阵,等于没有说。那么,我们还是回到自己的故事里来吧。将玄学留给理论家们去说。
  杨岸乡发现自己一夜之间成了名人。
  交口河造纸厂的大人小孩,都知道他发表了一篇小说,并且拿到了一笔相当于两个月或三个月工资的稿费。大家都注意到了,这个从来得不到信件的人,现在,每天都可以收到一封到两封信件,有时候,还有从远处打来的长途。
  造纸厂附近农村,有几个中学毕业返乡的年轻人,还专门来拜访他。这些返乡青年,在劳动之余,经常写一些文学作品和新闻作品,投寄出去,偶尔,有一小篇豆腐块文章,甚至会在《肤施日报》上见报。他们明白自己不会有大的发展,但是他们愿意这样做,就像那些放在地窖里的白菜、葱头一样,一到季节,不管有没有阳光和土壤,它们都要抽薹。当然,如果运气好,他们的努力往往也会收到一点实效。最初谋个民办教师的工作,接着招聘到乡镇文化站去,最后,飞得再高一点,到县广播站当记者、到县委通讯组当通讯干事,等等。而这些最初的发端,往往是由于那一篇“豆腐块”。这些散落在乡间的人类的优秀分子们,突然知道了《最后一支歌》的作者,竟与他们为邻,于是理所当然地来拜访了。他们最初称他“花老师”,后来,由于杨岸乡的一再说明,他们才改口称他“杨老师”。当然,杨岸乡最初的气质和服饰,以及他的莫名其妙的解释,曾使他们失望,但是,当杨岸乡激动以后,当杨岸乡坠入他那冥冥的艺术思维以后,他的渊博,他的口若悬河,他的狂放不羁目空天下,又令他们吃惊。
  从厂长到工人,人们开始以新的目光看待他。
  厂长(厂领导的称呼这时候由革委会主任改为厂长)见到杨岸乡时,脸色和蔼了一些。他找了几次机会,谈到当年他曾经怎样冒着触犯上级的危险,将这个有背景的人收留了下来。当然,厂长对杨岸乡态度的改变,那篇小说是一个原因,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那天市委书记同志来本厂视察时,似乎有意无意地,对这个工人表示了好感。
  行政上的事情很微妙,也许他真的认得杨岸乡,说不定还是亲戚,但是假装不认识,而以“重视人才”为借口,向你抛出一个球来,看你接不接。如果你接了,用起了杨岸乡,那么,其实市委书记同志什么话也没有说,他只是说了一句任何有水平的领导人在这种场合都会说的一句话,你绝不会抓住他的把柄。如果你不接,你置若罔闻,你像一根木头一样一撞三不响,你将领导同志的话当做耳旁风,那么,下面就有你的好戏看了。
  但是,市委书记的话,毕竟说得过于含糊,连“点到为止”这样的程度也达不到,因此,厂长决定看一看再说;在看的同时,适当地为杨岸乡安排一点社会活动。
  厂长态度的突然改变,令杨岸乡受宠若惊。他是一个欠了别人人情,晚上睡不着觉的人,因此,总想找机会还债。在厂区里,遇到厂长,他咧咧嘴,尴尬地一笑,算是招呼。吃饭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也都招呼,以示亲近。中国人招呼人的话,通常只有一句——“你吃过了?”如果这话用在吃饭时,比如饭前,比如饭后,比如饭前饭后一段不太久的时间,都还说得过去,但是,如果用到从厕所里出来以后,这就有些令人尴尬了。
  有一次,偌大的一个厕所里,茅坑上只蹲着两个人:他和厂长。他感到一阵压力。这时候,他感到腹部一阵紧缩,再也拉不出屎来。其实,这时拉屎已经成为第二位的东西,当务之急是,他应该找到怎样的一句话,和厂长搭讪。“你吃过了”这句话已经溜到嘴边,他将它收回去了。当杨岸乡提起裤子,挪动步子时,他说了这么一句:“你在,我走了!”——这句话把厂长逗笑了。他在心里说:“我不能老是在这儿,我也要起来呀!”笑归笑,不过厂长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他觉得这个人蛮可爱的。毛主席的辩证法嘛,他觉得绝对不能把一个人看死,看成静止不动的。
  杨岸乡决心彻底清理一下自己。他身上那股老鼠的气味,虽然洗了,但仍然存在。嗅到了这一点后,他因此而脸红。他不明白这些年自己是怎样在这污浊的空气中度过的。他没有那种曾经战胜老鼠的成功者的喜悦了,而是为自己身上的气味羞涩。
  他托人到城里捎了一套中山装、一套新衬衣、一双皮鞋。他用整整一个礼拜天的时间,在工厂的那个洗澡池里浸泡和揉搓自己的身体,以至使洗澡水颜色发黑,水面上漂起一层油腻,池壁随着水波的涨落,沾上一道条状或片状的垢甲。洗完澡后,他穿上了新买的衣服,而将原来的那些破烂,统统地塞进了垃圾桶。
  他想整理一下房间。对顺着墙壁高高摞起的那一堆书,没有更好的处理办法,于是他找来一辆小推车,将它们统统地推到了车间,交给了那口悬挂的大铁锅。听着中国的和外国的经典作家在大铁锅里抱怨,杨岸乡双手一摊,表示他实在没有另外的办法,他的十平方米容纳不下他们。——不过他确实曾经像一个蛀书虫一样,顺着每一行字爬过一遍,所以不能说他不恭。
  随后,他从工厂的一个角落,找来一些基建用剩下的白灰,将墙壁粉刷了一遍。
  社会要抬举一个人,原来可以随时找到借口。杨岸乡的这个举动,引起了厂长的注意。厂长认为在废品收购站已经不能保证供应原材料、大蒸锅整天处于饥一顿饱一顿的情况下,杨岸乡将自己的藏书贡献出来,帮助生产,无疑是一种爱厂如家的表现。于是他号召每一个工人都这样做。号召归号召,工人们能够拿出来的废旧纸张,寥寥无几。这并不是大家不想拿,而是在过去的年代里,实在没有能够积攒下多少,即便有一些,也生炉子生灶火用了。然而厂长已经满足了,因为他的本意原本不在这些书籍,而在找一个借口抬举杨岸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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