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最后一个匈奴

作者:高建群




  杨岸乡无言以对。他抬起头,认真地端详了一眼床边倚床而立的女孩,他想起《最后一支歌》中的那段话,这段话现在恰好适合于他:她千恩万谢地感激我,感激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记得起她童年的人。
  关于向日葵的话题应当结束了,因为熄灯的铃声像知了一样在屋外响起。
  女孩站起来,她说:“我该走了!”说完,向门口走去。当手接触到门的把手时,她又转过身。看着怅然若失的杨岸乡,她说:
  “你愿意吻我一下吗?我长得不算丑,是吗?上文艺班那阵子,我们一群男孩子女孩子,常常玩这种小把戏,我们称它为‘无害的游戏’。”
  “我服刑的那个地方的小女孩,也常常玩这种游戏。我这里指的是距荒原农场不算太远的那座兵团小城。放学归来背着书包的女孩子,愿意让人在街上吻她,吻一次,给她五角零花钱。确实是一桩‘无害的游戏’。不过,这与我们这些穿着竖条服装的特殊人群无缘,女孩儿像惧怕那些从荒原上来的狼一样惧怕我们。”
  杨岸乡走过来,用两只手捧起女孩的头,轻轻地,在那喷香的、绛紫色的嘴唇上碰了一下。
  “我还要,再长一些!”女孩咽了咽唾沫,并且翘起了脚跟。
  这一次,杨岸乡将自己的嘴唇,紧紧地贴在女孩潮湿的嘴唇上。这一次,他吻得既长且久,而且充满了温柔和典雅,有一种电击一般的感觉,从他的头顶直贯脚底,他的双手也无意识地从女孩的双肩,滑下去,接住了她的腰肢。
  现在他们紧紧地贴在一起,彼此吮吸着对方的嘴唇,像两个在沙漠里跋涉了很久的人,现在面对一汪泉水所应该做的那样。对于杨岸乡来说,那电击一般的感觉消失以后,接着是一个冷颤。当冷颤结束以后,便是一种无可名状的舒适之感,长期绷得太久而已经有些钝了的全身神经,现在开始松弛,开始像琴弦一样弹奏起音乐。
  普希金在他的天才的小说《驿站长》中,曾经记述了主人公的一次接吻,他说,“他”生平有过许多次的接吻,可是,没有一次能够留下这么温馨的记忆;那么,对于杨岸乡来说,他从来没有体验过接吻这种人类情感交流的方式,而这第一次的接吻,那种沁入骨髓的欢娱的感觉,以后再也不会遇到。
  由于是面对面站着,由于贴得太紧,以至谁也看不见谁。没有了被人注视的危险感,杨岸乡的窘意消失了,他感到他得到了放松。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也许很久,久到地老天荒,也许很短,短到只流星匆匆一闪,那女孩轻轻地伸出手,摘掉了杨岸乡环绕在她腰肢间的胳膊。“我该走了!”她说。她用粉红色的舌尖,舔了一下嘴唇,然后,打开门,突然地消失了。
  她留给了杨岸乡一个辗转反侧、难以成眠的夜晚。
  他们后来还有过几次接触,除了在这小小的屋子会面以外,他们还到山上去,去折那些盛开的山桃花或者刚刚挂果的青酸的杏子。他们的感情交流仅仅到接吻这个限度为止,用一句现成的话说,衣冠周正,举止节制,没有越雷池半步,没有最后残酷的一幕。
  在远离这个女孩的时候,在威胁感暂时离去之后,杨岸乡躲在他的房间,像一个困在笼子里的猛兽,他的双臂无意中向空中搂去,他的嘴唇念叨着那个名字,他对自己说一旦相遇,他们一定要将最后一步走完。但是,当女孩出现在他面前时,当接触到她的敏感的、会说话的、冰冷的手指时,一切便化为冰释。
  他们不明白,他们之间这其实不是爱情。
  以婚姻为最终目的的情爱,是以适度的放纵、适度的谨慎、适度的理智为推进手段的,以需要和愉悦为目的的情爱,是以为恶的念头和放纵的欲望为推进手段的。这两种他们都没有。他们只是——只是什么呢?只是两个感到孤独和寒冷的心灵在寻找相互慰藉,在对对方的火光照亮自己以便看清自己的灵魂;而在彼此感情摩擦中所产生的火光(好像两件化纤衬衣摩擦),将平等地给双方以温暖和热能;于是,两个生命便能够继续前行了。他们只是匆匆的一遇,然后又急冲冲地各人向各人的目标走去。
  女孩后来当兵走了。特招。部队要招文艺兵,从茫茫人海中注意到了她的上官云珠式的面孔,从千百个百灵鸟一样的女中音中注意到了她的歌声多一丝深刻。
  
  第二十三章
  
  黑寿山在省城里,参加了省委工作会。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兴趣。小组会休息的间隙,采访会议的省报、省台、省电视台的记者,专门赶到他下榻的房间,做了专题采访。记者们要他详细地谈谈“两个恶性循环”问题。于是,黑寿山将他的考察和思考,如实地跟这些记者们谈了,谈罢之后,他深情地说:“再有四年,我就‘踩线’了。我想在离休之前,踏踏实实干几样实事,为家乡父老做几件好事。”他的话引起了这些记者们的强烈共鸣,不等会议结束,他的小组发言的内容,已经用“大会花絮”的形式,见诸报端,而电视台在新闻栏目里,给了他足足一分钟的位置。
  会议结束,踌躇满志的黑寿山,回到肤施驻省城办事处。他的秘书和司机在这里等他。他准备第二天一早,就返回肤施城去;可是,就在他刚刚进了房间,端起一杯茶的时候,桌子上的电话铃响了。
  作为肤施市委书记的黑寿山,他每天需要接的电话太多了。现代通讯设施缩短了空间的距离,它给人带来了方便也带来了烦恼。黑寿山尤其头疼电话,它不比来信,也不比来访,在你工作正忙碌的时候,在你晚上睡眠正香的时候,在你抑或是高兴抑或是烦恼的时候,它可不管你这一套,不期而至,爱来就来。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得伸手去接:假如是一个重要的电话呢?你的脑子里被应接不暇的事情塞得满满的,可是在拿起电话的那一刻,你得让脑子里的一切都暂时停止,来对付这个闯入者。因为你是市委书记,所以你必须高度警觉,任何一句哼哼唧唧,不太明确的答复,都可能为你酿成后果。对方也许已经为你布置下陷阱,正在电话的另一头微笑呢!是的,如果是来信,你可以不必直接面对写信的本人,从容一些地处理;如果是来访,你起码在房门打开到落座的这一刻,有所思想准备,甚至以“今天的天气”、“吃了没有”之类来做开头;可是电话就不同了,你需要面对的是本人,可这又不是本人,你想以无关紧要的话来使自己缓冲一下,可是电话局在收费问题上人人平等,即使是公费,过长时间的占线也是一种不文明的表现。
  桌子上的电话铃响着。黑寿山有些累,几天的会议下来,比干一场力气活还累。“谁知道我在这里呢?”他有些纳闷。他的步履迟缓了一下。可是电话铃顽固地响着,声音紧促而又刺耳。黑寿山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放下茶杯,伸手拿起话筒。
  你在拿起话筒的一刻,是以怎样的措辞开始搭话的,是以“喂”,或者“你好”,或者“哪个”,或者“谁呀”等等,这一点各人有各人的习惯,虽然这习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随之出现的内容。
  黑寿山拿起话筒。干练的他省略了前面的虚词,首先自报家门,然后问对方是谁。于是,电话线的另一头,传来一个年轻女人愉快的声音。年轻女人没有直接回答黑寿山的话,而是卖了个关子,她让黑寿山猜猜,她是谁。“你也许会听出我的声音的!”她说。
  对于黑寿山来说,这声音确实很熟悉,他在听到声音的那一刻就意识到了。是一口纯正的北京口音,纯正、清晰、准确,好像女播音员的声音。只是,较之播音员的声音,这其间又多了一些热情和抑扬顿挫。这声音对他来说是熟悉的,终生难忘的,在过去的年代里,这声音和他之间,一定发生过什么重要的事情,而他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他感情中最温柔的部分,其实,一直在期待着这声音,期待着它的呼唤。
  但是黑寿山经历的太多了,而这一切又来得如此地猝不及防,因此黑寿山在接通这个电话的那一刻,在听到那年轻女人的话语时,他在一瞬间怔住了,没有能及时地回答。
  话筒那边命运的声音继续响起来。“哦,你听不出来吗?这真叫人失望。她说过,你一听到这声音,就会立即抛弃了一切,顺着电话线,奔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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