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最后一个匈奴
作者：高建群
人死得突然，一点准备也没有，丧事也就办得简陋。黄土堆前，引魂幡高高竖起，两个孝子，一个亲生儿子杨岸乡，一个干儿黑寿山披麻戴孝，跪在坟前。荞麦和黑白氏，一个白如雪，一个黑如漆，分列左右，像两个泪人儿似的。杨蛾子来得迟了一步，消息送到吴儿堡，杨老太太得到噩耗，登时翻了白眼，唤了半天，才唤回魂影来。杨蛾子先打发黑寿山前脚走了，等到母亲不要紧了，她才匆匆赶到；到了坟头，拥着黄土堆，放声大哭。
丧事一毕，杨蛾子放心不下母亲，安慰嫂嫂一番，匆匆回吴儿堡去了。黑白氏倒是多待了两天，后来见荞麦情绪渐渐安定，黑寿山的学校生活，也已经走上正轨，于是依旧骑上毛驴，回她的袁家村去了。
杨作新的案子，就这样无头无尾地了结了。后来寡妇荞麦壮着胆子，到边区保安处问话，问她的男人，犯了哪宗事情，问来问去，也没有个结果。办案的人说，杨作新的事情，查证落实的有三条，一是去庐山受训期间，有自首变节嫌疑，二是回来后，没有及时向组织汇报思想，三是思想消沉，看起古书来了。三条意见，连办案人员也觉得不足以服人，于是后来也就不再说了，但凡荞麦来了，只是婉言相劝，将她哄出门外了事。
说话间过了两三年光景，却说有一天，一群肤施城的野孩子，在南川河里耍完水后，兴犹未尽，于是来到边区交际处的大院内。大院里靠河滩的一侧，是一片菜地，菜地里种着西红柿，这些孩子，是来偷西红柿吃的。
正是夏日中午的午休时间，交际处大院里，静静的，只有一个外国人，在一棵大槐树的阴凉儿下，支了张行军床。他正在床上，鼾声大作。
菜地里的西红柿，正是成熟时节，阳光下红艳艳的，逗得这些孩子们直流口水。菜地外边，用酸枣刺一棵挨一棵，围了一圈，要想去摘西红柿，得钻过这一道篱笆。于是，这些孩子，公推他们中年龄最小，个头最小的一个，从枣刺与枣刺之间的一个缝隙里，钻过去，偷西红柿给他们吃。
这个孩子正是杨岸乡。其实，不要小伙伴们催他，他自己也在跃跃欲试，在篱笆外边徘徊着，寻找着缺口。缺口找到了，杨岸乡钻了进去，西红柿搭成了一溜二溜的三角架，他在三角架中出没着，挑那些大些红些的西红柿，往外扔。
最后，小孩子重新钻出了篱笆。一个个精着身子的伙伴们，现在人人都弄了个肚儿圆，嘴角上也沾满了西红柿红色的汁水。大家腆着肚皮，就要离开交际处大院。
这时候，杨岸乡又发现了一件好玩的事情。那个行军床上的外国人，穿着一件半裤，他注意到了，外国人交裆里的牛牛特别大，鼓囊囊的一团，仿佛要将裤子撑破的样子。于是，他喊了一声，小伙伴们听到喊声，就都跑了回来，围着这个外国人看。
杨岸乡从篱笆上，摘下一根又粗又硬的红牙枣刺，轻手轻脚地走到了行军床跟前。小伙伴们都明白了杨岸乡想干什么，心里有些胆怯，就哄地一声，跑到交际处的大门外去了，然后一边在墙头上瞅着，等着看笑话，一边做好逃跑的准备。
杨岸乡猫着腰，钻到了行军床底下，然后探出头来，伸手用红牙枣刺，在这个睡着了的外国人的牛牛上，轻轻地扎了一下。
这个外国人正是大名鼎鼎的马海德，当时他正在肤施城的保育院(后来又称保育小学、育才小学)当医生。马海德在睡梦中，感到下部火辣辣一阵疼痛，迷糊之间，伸手揉了起来，然后又睁开眼睛，朝四周看了看。
四周空荡荡的，一个人影也没有。那些围墙外边的孩子，早缩回了头，笑着捂住肚子，在地上打滚。
马海德以为大约是蜜蜂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蜇了他一下。他摇摇头，嘟囔了一句，继续沉沉睡去。
围墙外边的孩子，见那个外国人又睡去了，于是又在墙头上，伸舌挠耳，指手画脚，怂恿杨岸乡再扎。杨岸乡受了怂恿，便又从行军床底下，探出头来，伸手要去扎第二次。
这时候，从交际处东边那栋小楼的门口，传来了笑声。杨岸乡听到笑声，吓了一跳，赶紧缩回了手。他搭眼望去，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首长，站在那里，正在望着杨岸乡笑。
“你过来，伢子！”这位首长说。
墙头上趴着的孩子，见有人发现了他们的恶作剧，喊了一声：“快跑，大人来了！”登时就没影了。
杨岸乡想跑，可是不敢。那首长正一步一步地向他走来，于是，他就钻在了行军床下。他在床底，任来人怎么说，也不肯出来。
“你是毛主席，我认识你。我们家的墙壁上，挂着你的照片！”杨岸乡在行军床底下说。
“我是毛泽东。那么你是谁呢？谁家的孩子，这么淘气？”那位首长说。
这确实是毛泽东。那天，他到边区大礼堂开会，来到南关，因为下午还有会，于是中午时间，便在交际处休息用饭。这些孩子刚才摘西红柿的情景，他都看见了。孩子们的举动唤起了他的童心，他带着会心的微笑，注视着这一幕田园剧，并且阻止了警卫员的打搅。直到最后，杨岸乡用枣刺扎马海德的这一幕，才引起了他的不快，于是走出来制止。
杨岸乡见毛主席问他，答道：“我大叫杨作新，殁了；我妈叫荞麦，我……”
毛泽东打断了他的话。毛泽东说：“你先别说你的名字，让我想想：杨……白杨……一棵白杨傲岸地站立在陕北的山野上。你叫杨岸山，对吧？”
“不，我的官名叫杨岸乡！”孩子答道。
“是的，是的，杨岸乡，一个好听的名字！”毛泽东说。他像想起什么似的，又说：“我认识你的父亲。我们是朋友。他是一个优秀的陕北知识分子，陕北才子。可惜他死了。他太脆弱了。”毛泽东还想说什么，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听说毛主席和他父亲是朋友，孩子不再怯生了。他从行军床底下爬出来，拽住毛主席的手。
“你不会处罚我吧？你不会给我娘告我吧？”孩子说。
毛泽东没有言语，他的脸色很严峻，他俯下身子，轻轻地抱起了这个只穿一条半裤，浑身尘土的小男孩。毛泽东详细地问了荞麦母子现在的情况，最后说：“我要你做一件事情，你愿意做吗？”
“什么事？”
“你应该上学了，伢子。我想介绍你到保育院去，你愿意吗？那里有许多孩子，当然他们比你大，有彭湃的女儿，方志敏的儿子，还有刘志丹的女儿，你愿意和他们一起上学吗？”
“那得问妈妈。”
“妈妈那里，我会派人去说的。”
行军床上的马海德，现在一场大梦，终于苏醒。眼皮还未睁开，他又下意识地，揉了揉自己的交裆。待要睁开眼睛，一眼看见站在身边、抱着孩子的毛泽东时，他为自己刚才不雅的举止，有些脸红。
马海德自我解嘲地说：“蜜蜂，这里的蜜蜂，叮人专会找地方！”
“是的，院子里有蜜蜂！”毛泽东的眼睛，朝空中望了一下，笑着说。
马海德问毛主席有什么事。毛泽东敛了笑容，严肃地说，一件大事，他怀里的这个孩子，是个烈士的遗孤，他要马海德，亲自将这个孩子，送到保育院去上学，安排在初级班。
“那么现在，亲爱的孩子，”毛泽东将杨岸乡放下来，拍拍他的后脑勺，说，“你仍旧从那个去处，去为我摘颗西红柿来；当然，最好是两颗，还有一颗，给这位大鼻子叔叔!”
第十六章
这一年一个初夏的晚上，夜已经相当深了，肤施城外，暮霭四起，群山显出它的苍茫的轮廓，肤施城内，那半月形窑洞窗户上的灯光、那四方形平房窗户上的灯光，随着夜的渐深，也一个一个地熄灭了。街上的路灯，因为电力不足的缘故，有些昏暗，不过街道上行人过于稀少，所以路灯不过是城市的点缀而已。延河自远方而来，横穿市区，发出一声声深沉的叹息。这时，在凤凰山麓下边，在毛泽东初入肤施城时居住的第一个旧居旁边，有一间平房的窗户里，还亮着灯光，而且异常明亮，并且从屋子里，传出一阵忧伤的俄罗斯抒情歌曲。
这是一群北京知青在聚会。“北京知青”是这个时期的一个专有名词，对于肤施城来说，它的准确的称谓应该是“一九六八年冬或一九六九年春来陕北地区插队落户的北京地区的初中或高中的学生”，当然，它还有一个简单的带几分苍凉感的称谓，叫“老插”。当年，来陕北的北京老插大约有三万名，到了一九七九年，十年一觉蹉跎梦，这时大约只剩下七八千人了。一部分招工，一部分上学，一部分当兵，纷纷走了。特别是“文革”结束，高考恢复，大量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知青，考学回了北京；而大量的老干部家庭出身的知青，由于父亲或母亲的平反或复出，也有了回京的途径和条件，于是纷纷开拔。从陕北到北京，是一个艰巨的工程，对于有些人当然比较简单，对于有些人则需要用半生的精力来完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剩下的七八千人也将逐年递减，直至五千入，三千人，一千人，五百人，三百人，等等；直到有一天，地净场光，一个不剩地全部离开这里。他们每个人的插队和回城也许都是一个故事，但是，由于这部小说的主旨不在描写他们，因此说到这里，就适可而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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