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最后一个匈奴
作者：高建群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美术编辑是不会知道我在心中描画出来的花子的形象的。是小说中有第一人称的肖像描写吗？也没有，只言片字都没有。那么，是他们读罢小说后，凭借自己的艺术感觉想象出来的吗？也许是的！”杨岸乡惊讶地张大嘴巴，盯着题图，足足看了有三分钟。
其实，平心而论，题图仅仅是用碳笔，勾勒出来几根线条而已。它留下大量的空白，让读者根据自己的想象去填补，这正是现代派艺术的特点。如果说这题图上的姑娘，与杨岸乡心目中的姑娘有相似之处的话，那仅仅是在发型上。大约这个时候，这种日本小姑娘式“幸子头”发型，正开始在那座大都市流行，于是美术编辑信笔一挥，将这个头型，送给了题图上的姑娘。
但是看了三分钟题图之后，接下来，杨岸乡就惶惶不安了。左手拿着稿酬，右手拿着杂志，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至此，他才发现自己干了一件荒唐的事情——你把人家一份扔掉的稿子拿去发表了。现在，你到哪里去找花子？找见了花子，你又该对自己的这些举动作何解释？据说——仅仅是据说而已，肖洛霍夫就是把人家一部《静静的顿河》的著名小说署上自己的名字，拿去发表了。“不过，我署的是花子的名字，而且，我相信自己会找到花子的，那时候，我将解释一切。”
就在杨岸乡四处打问花子的时候，编辑部也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许多读者是噙着热泪读完这篇小说的。小说像一块石头扔进水里，激起了四面回声，刊物也因此而发行量增大了、知名度提高了。
于是，编辑部给杨岸乡打来了长途电话，约他谈创作体会。他慌了，再三分辩说，这不是他写的。“那么是谁写的呢？”对方问。杨岸乡就在电话里讲了起来。也不知道是他的口才不行(一般说来，长于动笔的人总是拙于动口)，还是电话里声音不清，对方笑了，说杨岸乡是在谦虚，是在讲一个离奇的故事，他们也多次遇到过这种情况，作品发表了，作者本人却不愿意承认，或者不愿意声张，这往往是由于单位上压制人才，作者怕树大招风的缘故。“你们那里还是‘凡是区’，我知道的！”电话里的声音这样说。杨岸乡急了，再三分辩，可是对方已经笑着把电话挂断了。
这还不是全部。各刊物的约稿信雪片似的飞来了。他们以恭谦的口吻，希望笔名叫花子的杨岸乡同志(他们是从发表《最后一支歌》的那家杂志得悉这一情况的)，能支持一下他们的刊物。他们读到了那篇令人难忘的小说，他们遗憾的是这篇小说为什么不是发在他们的刊物上。
杨岸乡开始写信给他们解释。处理这些约稿信的时候，杨岸乡有些尴尬，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有些高兴的，这是为曾经受到过冷落的《最后一支歌》高兴，为那个神秘的花子高兴，这雪片纷纷的约稿信就是对她昔日冷落的一种报偿和补充。从这一点来说，生活总的来说还是公平的。
有些约稿信写得太动人了，杨岸乡真不好意思回绝。这时候他已有几篇小说脱稿了。小说写得很差，陌生了许久的这支笔，现在突然使用起来，显得很沉重，而歇息了十年的思想，现在还没能正常运转起来，从而将它强制地纳入形象思维的轨道。而就目前的水平而言，他的试笔之作甚至达不到《最后一支歌》的水平，这一点杨岸乡是十分清楚的。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他随信将那些试笔之作寄去，并再三说明，如发表，请务必署上“杨岸乡”这几个字，因为小说和花子委实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小说都发表了，而且无一例外地都赫然署着“花子”二字。杨岸乡去信询问，刊物来信说，他们约稿，就是为得到这两个字，来招徕读者，如果不这样，他们何必要费神约稿呀！
真是讲不清的逻辑。
就这样，阴差阳错，杨岸乡的笔名变成了花子。就连工厂的大大小小的人们，都知道了他们身边的这个人，原来是个文化人，而且有个十分女性化的笔名。杨岸乡哭笑不得，只得默认。老实说，连他自己也给这一切搞糊涂了。
“那神秘的真正的花子，你在什么地方？你应当看到刊物了吧？你为什么一声不吭？你仿佛像一个玩恶作剧的人，将一个替身推到了前台，看他出洋相，而你，躲在幕后，笑眯眯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和发展！”
这些天来，一封意料之外的信件，常常会引起他的冲动，他会拿起信，飞快地拆开，首先看最后的署名。一个事先没有预约的电话，也会引起他的冲动：“你是花子？”他拿起话筒，劈头一句没头没脑的话。电话里的对方，往往会嗝上半天，然后像回声一样，仍旧将“你是花子？”这句话弹回来。这回轮到杨岸乡发嗝了，停顿了一阵后，他才回过神来，无可奈何地承认他是花子。
尤其令人好笑的是，对那每天到来的旧书废纸，他都要细心地翻一遍，他还记得那篇手稿来到他手中的方式，他想：“也许，花子还会以这样的方式，给我寄信哩！”
那天，在那座有着一棵巨大的杜梨树的山冈上，丹华在杨岸乡的帮助下，埋葬了那个剪纸的小女孩，然后，背起黄挎包，蹬开大步，向山下走去。掌灯时分，她回到了她曾经插过队的那个村子。
乡亲们像欢迎一位出远门的女儿一样地欢迎她，这使她的灰色的心情得到一丝安慰。乡亲们还记得她，并且在劳动的时候，还常常谈论她，有时候，如果他们去肤施城办事，还会去丹华那个小单位，去看一看她。乡亲们用最好的饭食招待她，希望她晚上能在他们家就宿，丹华婉言谢绝了。这天晚上，她要歇息在知青窑里，她对那孔窑洞充满了感情，如同对插队生涯充满了感情一样。
那孔大窑洞是当年北京市革委会拨的专款，专门为知青点修建的。知青们全部走后，这孔窑洞就被一家农户占了。这家农户最初以为丹华是来要这孔窑洞的，起码是准备收一点费用的，所以有些不够热情，在丹华走进窑院那一刻，甚至还放出狗去咬她，后来见丹华确实是出于感情，来看一看的，没有别的意思，于是立即热情了起来，并且对自己刚才的见识短浅，表示了歉意。
“咱们这里的狗，见惯了穿烂衣服的，不咬；见了你这个穿囫囵衣服的，瞧着稀罕，就不由得汪汪两声。姑娘你别见怪！”主人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主人还说：“你们公家人，是吃四方的人，不会总记着这孔破窑洞的，这我们知道。”
这时候新玉米已经下来了，新洋芋也下来了。主人用新玉米，为丹华熬了一顿喷香的大玉米仁。洋芋是在锅里浑煮熟的。煮熟以后，使用一个盘子，拾到了炕上。吃饭时，主人请丹华在炕上坐，这是待客的礼节。丹华不会蜷腿，主家说，你尽管伸开腿吧，权当是在自己家里。主家的婆姨还抱来一床被子，垫在丹华的背上，这样，坐起来舒服点。洋芋也十分好吃，只是，丹华不能像这家的所有人那样，将粗糙的洋芋皮也一起咽到肚子里。“哦，城里人的喉咙眼儿细，哪像我们这些乡棒！”主家婆姨说，于是她停止了吃饭，开始为丹华剥洋芋皮。
当天夜里，丹华就在这孔窑洞里，靠窗子的地方，香甜地睡了一觉，第二天一早，她就登程上路了。上路之前，她挨门挨户，向这个村子里的干大干妈告别，因为她明白，这次一去，以后回来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也许，自从在交口河小吃店里，遇见那个剪纸的小女孩以后，丹华已经没有必要再去后庄了。可是，丹华还是执意要去，她还抱有一丝侥幸心理，再说，她也应当对北京的那个退休了的老研究员，有个交代才对。
她又步行了一天的山路，这天晚上歇息在了吴儿堡。她的房东是一位无法判断年龄的老妈妈。
一进吴儿堡村子，丹华就远远地眺见她了。老年妇女站在 畔上，头发梳得光溜溜的，手里拿着一只鞋底，一边纳鞋底，一边往公路上张望。她上上下下收拾得很干净，很利索，一尘不染的样子。大襟袄的一长溜布纽扣，从下巴底下穿过胳肘窝，一直到右胯，扣得整整齐齐。她的头发梳成了大革命时期那种“短帽盖”，短发齐及耳根。当丹华向她走近时，看见了她的眼神，那眼神很单纯，很明净，宛如秋水，她的脸上，也呈现出一种孩童般的幼稚、善良，和令人怀疑是弱智的表情。两个女人后来面对面地站定了，现在丹华看清了，那眼神中，除了刚才看见的成分以外，还蒙着一层淡淡的忧伤，而现在，在认清了大路上的来客不是她所期待的人时，那忧伤中，还增添了一丝失望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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