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最后一个匈奴
作者：高建群
屋里的主人叫丹华，一个身穿牛仔服，有着两条野鹤般的长腿的姑娘。她身高一米七三左右，当时的年龄是二十六岁。她的这间屋子，长期以来，一直是北京知青们聚会的一个场所，也许从插队的村子招工到肤施城的那天起，由于房子主人的好客和热情，以及她的落落大方的人生态度，这间屋子便成了一个小小的中心。他们或者是北京时一个学校的同学，或者是插队时分在同一个县、同一个公社、同一个大队的乡邻，或者原先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职业的原因，彼此需要互相照应，各讨方便。总之，各种原因把大家捏合到了一块，隔一段时日，大家来这里聚会一次。
房间的陈设简单到令人惊讶的地步，只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藤椅，再就是靠着门的后边，有一只带着铁皮烟囱的火炉。这张床是主人睡觉用的，桌子则是写作和办公用的，藤椅是坐的，炉子做饭与取暖，兼而用之。那么主人总该有个盛衣物或杂物的家什吧，在为数不算太短的漂泊岁月中，总该有点行装吧。哦，有的，在房间的最里面靠墙的地方，有着一个十分巨大的白木箱子，那箱子最初的用途也许是一个货箱，因为它的外边还用几条铁箍缠绕着。主人的一应物什，想来都是装在那里的。总之，这个房间的所有陈设，加在一起，给人一种动荡不安、临时凑合的感觉，好像突然之间，汽车的喇叭声会在屋外响起，然后起重机的吊臂，将这个大得怕人的白木箱子，吊进汽车里去，只片刻的工夫，这间屋子的主人就从肤施城消失了。
主人像一个女王一样，永远坐在她的那把陈旧和有些发暗的藤椅上。她一条腿压在另一条腿上，脚尖高高跷起；两条胳膊，伸展开来，搭在藤椅的围圈上；屁股大约是结结实实地压在藤椅上的，因此，随着每一次的转身，屁股下的藤椅便吱吱哑哑直响。客人们则坐在床边，或者地上的小凳上。主人的床底下，仿佛能生长小凳似的，不管来多少客人，她都能应裕自如地，从床底下赶出与客人数目相等的小凳；她一脚一个地踢出来，好像在变魔术。
当然，时至今日，诸多的小凳子，已经没有它的用场了，因为随着每一次的聚会，人数都会减少一些。有的人是前来打一声招呼，抱头痛哭，热烈拥抱一场，然后离开的，有人是悄悄地，鸡不鸣犬不惊地悄然离去的。随着这些昔日的常客们的纷纷离开，每一次聚会的热情度，都会降低一些，而到了这个晚上，简直——，怎么说呢，甚至有一丝凄凉的味道，笼罩在这一群按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一群孤儿或者时代的弃儿的头顶上了。
他们在唱歌。这首忧伤的抒情歌曲，它的情调刚好与现在的气氛吻合。随着夜的加深，加深后的寂静，这哀怨的旋律飞出窗外，传到很远的地方。“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濛的(遥远的)远方，我要沿着这个细长的(修长的)小路，去送(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这首歌的歌名也许叫《小路》，也许不叫；是迷濛的还是遥远的，是细长的还是修长的，是去送还是跟着，在这些问题上，他们的记忆不一致，因为这支歌是很久以前唱过的，老师没有教过，是他们随着父兄哼会的，所以在这些细枝末梢，他们出现了分歧。分歧是没有关系的，重要的是他们现在需要它的旋律，加之现在他们都已经是大人了，懂得宽容地看待一切事情，所以在唱到那些有分歧的地方时，彼此的吐字，都变得模糊起来，以求达到统一。此一刻，这些曾经参加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合唱团或中央电视台银河少年合唱团的男声女声们，这些经历过生活、痛苦过生活、感受过生活的男人女人们，他们对旋律所理解的深刻程度，他们从胸腔中发出的那种深沉的叹息，也许，专业的歌唱家也难以望其项背。
歌声在细长的小路，在白茫茫的原野上飘浮了很久，终于由一声挣扎般的叹息，作为结束。没有人再起头，将它重唱一遍，如果有人起头，大家还会随声附和，跟着唱的，直到唱到精疲力竭为止。现在，既然歌声停息了，大家也就意识到，不应该再唱了，他们已经是大人，不应该再无休止地去唱那些给他们带不来任何实际内容的浪漫歌曲了。于是屋子里出现了片刻的宁静。
床上并排坐着一对年轻夫妇。孩子已经噙着母亲的奶头睡熟。因此，女人将孩子的嘴掰开，将孩子递给旁边的男人抱上，然后掩好自己的衣襟，并且用孩子吃过糖的一片水果糖纸，在叠一个穿着连衣裙的小姑娘。他们俩在北京的一个胡同里长大，一起上学，一起插队，又一起招工到市供电局，因此，两只从北京带来的白木箱子，自然而然地在有一天摞在了一起，两张单人床并在了一起；一张床腿高些，一张低些，于是，他们就给那低些的床腿底下，各支了两块砖头。他们已经有孩子了，但是还没有办结婚手续，没有办的原因是为了享受一年一度的探亲假。他们的积蓄的大部分，都花费在这一年一度的探亲上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都贡献给铁道部长了。
地上的小凳上，坐着一位异常美丽的姑娘，她叫姚红。她头上的头发，中部，劈开一道雪白的细缝，下边，分成两撮，每撮头发的根部，都扎着一个蓝色玻璃球一样的饰物。今天，她一改往日那倦慵的、随随便便的姿态，而是显得有些惊慌，因为对她来说，将有一件大事要发生：她就要离开陕北了。她这是最后一次来参加聚会。在她的左右盘桓的，是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青年，她的热烈的毫无保留的崇拜者。山羊胡子不停地献殷勤，为她倒茶水，取糖果。刚才，唱歌的时候，唱到得意忘形处，他还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唾沫星子甚至喷到了她的脸上，使她不得不在唱歌的途中，皱了皱眉头。
刚才他们在炉子上做饭。现在，火炉还在燃烧，不过火苗已经很少，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初夏时节了，还生炉子，这是陕北生活养成的习惯。陕北初夏的夜晚，还是有几分寒气的。等到天大热时，主人将把炉子搬到门外屋檐下去做饭。
靠炉子的地方，坐着一位留平头的青年。刚才唱歌的时候，那为歌曲伴奏的击打乐，是他用炉钩在炉子上击打而出的。他是一个偏远地方的公社书记，习惯了农村生活，所以坐在火炉旁，被火烤着，很舒服。在大伙儿的眼中，他是丹华未来的丈夫，现在的保护人。他刚刚从北京回来，参加完团十大，在团十大上，他的中央候补委员落选，而且，根据从内部得来的消息，因为在过去的年代里，他很走红，所以现在被列为清查对象，上级派来的工作组，也许不几日就要到达陕北。此刻，他很委屈，也很颓唐。公允地讲来，这些年，他出了不少的力，带领农民修水坝，修梯田，累了一身的疾病。但是，年轻人，生活就是这样的，此一时，彼一时嘛。
歌声一旦停息下来，话题自然就转到了回北京这件事上。
那一对年轻夫妇，他们是不准备回了；他们认为北京城里人太多，因为人多，自然也就人情淡薄了。他们在山沟里已经习惯，北京城里嘈嘈杂杂的快节奏令他们头晕目眩；加之，家中仅有的一点房子，已经拆迁，被弟弟妹妹拿去换了单元，他们不愿意回去去争究这些。那男的，说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探亲，一个晚上，十二点多了，他骑着单车，路过天安门，他觉得有些口渴，就到一个大碗茶摊，要了碗茶喝。这大碗茶的价钱，他是知道的，小时候常喝，五分钱一碗！谁知，喝完茶后，卖茶的小伙子，向他伸出五个指头：五块钱一碗！他说，你们宰人，宰到我这老北京头上了。双方发生了争执。原来，这是一伙从黑龙江插队回来的知青，没有找到安排的地方，靠卖大碗茶蒙人。说开了，都是“老插”，都是老北京，卖茶的大小伙子有点不好意思，摆了摆手，让他走人。他掏出了五块钱，往桌上一甩，什么话也没说，就骑上单车走了，心里很悲哀，为自己，也为那位黑龙江老插。夫唱妇随，那女的，也讲了一个类似的探亲故事。她说，有一次，一位邻居来串门，盯着她看了半天，然后问她母亲，“你们家什么时候认下了一门农村亲戚”。母亲怔了半晌，才说，“这是我二闺女呀，你不记得她了”。邻居很尴尬，找个托辞，迅速地离开了，母亲则伤心起来，说女儿受到了委屈，而她，沉默地开始收拾自己的行装。“我已经被这座城市从心理上遗弃了。”她说。回到陕北后，她就和那位男同学同居了。这一对年轻夫妇，对他们目前的处境很满意。男的说，在陕北，无论他推开哪一户老乡的窑门，那一碗热米汤，是少不了的，他们两口管着一个变电所，大米白面，镇上人哪怕吃不上，总少不了他们的，有时镇上放电影，忘了通知他们，他们将电一掐，老乡们就赶快来请他们了。总之，他们觉得生活得很好，不愿意再挪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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