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最后一个匈奴
作者：高建群
“我是撑死的，阿姨！你作证，我是撑死的！”小女孩睁着暗淡无光的眼睛，这样对丹华说。说完，眼睛闭上了。
“是的，是撑死的，小妹妹；或者说，是被阿姨的一老碗饸饹害死的。”丹华回答着小女孩的话，两滴冰冷的眼泪，掉在小女孩的脸上。突然，丹华像记起什么似的，她摇晃了两下，将女孩重新摇醒，“小妹妹，你还没有告诉我，你是哪个庄子的；现在说吧，现在不用怕遣返队了。”
小女孩重新睁开眼睛，她用浑浊的鼻音，艰难地吐出几个字：“后庄——吴儿堡后庄。”然后，头一扭，死了。
死去的小女孩，她永远不能明白，这几个字在这位“门”字形头发的姑娘的心中，所产生的打击力量。这力量彻底地把丹华打垮了，从而令她中止了刚刚露出地平线的文学事业，从而坚定了她出走的念头。现在，丹华静静地站在山冈上，站在那个麦秸垛的旁边，她面色是那样地严峻和哀愁，她心境是那样地凄凉和悲苦，山风轻轻地吹着，摇摆着她的门帘一样垂在面颊上的头发。有一撮头发被风吹进了嘴里，她用牙齿将它咬紧，嚼着。
一个普通的陕北农家女孩死了，一个小小的天才夭折了，一个曾引起那位饱学之士老研究员如此惊叹、如此崇拜的民间艺术家的生命，在新时期就要开始的时候完结了。一朵远远没有绽开的花，一条刚开始奔腾就干涸了的河流，一个谜，一个未知数。她重新回到了天国，带着我们曾经熟悉的微笑，注视着尘世，看着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苦苦挣扎的我们。“很遗憾，你们无缘与我相识；这责任不在我，在你们！”小女孩将这样说。是的，她带走了那个巨大的秘密，后来的研究家们，对着《孕妇》，只能像对着出土的甲骨文一样，做无凭的猜测了。
山顶上有一棵高大的杜梨树。它突兀地站立在山顶上，点缀着这高原荒凉的风景。此刻，正是杜梨树树阴笼盖，枝叶婆娑的时节，起风了，杜梨树受风的一面，发出一阵阵呼啸般的响声。
正当丹华抱着女孩，站在山腰间，做着不着边际的想象时，那位男顾客赶到了。
那位男顾客用手试了试小女孩的呼吸，又掰开她的眼皮看了看。“她已经死了！”那男顾客说。
丹华没有言语，她从那女孩鼓鼓的兜里，掏出一把旧年的梨树叶，一把精巧的小剪刀。她本来想将这些，作为留念，留给自己，但是，考虑了一下，又将这些东西，重新装回女孩的兜里。“它们是你的一部分！”丹华对女孩说。
丹华问那男的，现在应该怎么办，要不要报告当地政府，要不要找一个医生什么的来验一下尸。男顾客说，算了吧，省事些吧，即便再兴师动众，她是再回转不了了，安安宁宁地，这土里来的，让她再回到土里去吧。
他们在山顶上，找了个拦羊人或者耕田人躲雨用的小土窑，将这小女孩，埋在了窑里。
在将小女孩往窑里放的时候，丹华用手指为她梳理了一下头发，摘掉了落在了头发上的麦鱼儿，并且用手绢，为她揩了揩渍满汗迹的脸蛋。她注意到了，女孩的耳垂上，有两个耳朵眼儿，这耳朵眼儿是谁给钻的，奶奶还是妈妈，在钻耳朵眼的时候，她们对这个小生命，赋予了多少爱，给予多少梦呓般的祝福呀！但是她死了，她的两只耳朵眼，大约还从来没有戴过什么饰物吧！
将孩子放好，摆平，丹华又用自己的牛仔上衣，轻轻盖在了孩子身上。衣服很长，连孩子的面孔都盖住了，这令丹华满意。这件牛仔，说心里话，丹华还没有爱够，但她还是坚决地将它给孩子盖上了。
那个男人，手脚并用，从塄坎上向下刨土，一会儿，就将洞口封住了。
太阳已经停在远远的山垭上，将落未落。杜梨树长长的树身，它的影子的顶尖像个箭头刚好落在这个小土窑旁边。丹华记下了这个位置，并且记下了时间。这个情景，正像一部著名的侦探小说中所说的那样：树阴顶巅所指示的位置，隐藏着一宗古老的奥秘。
随后，丹华便迎着高原的辉煌的落日，朝山的那边走去。杜梨树底下，留下杨岸乡，仍旧站在那里，怅怅地望着丹华渐渐隐入暮霭中的背影。
第十八章
杨岸乡一九六四年毕业于大西北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随后留校任教。这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业余作者了。他的文学活动是从中学时代就开始的，当时，他在《肤施日报》发表了他的第一首诗作。那时候，他爱好语文课，对他来说，每堂语文课都不啻是一个节日。他就要上大学时，级任语文老师像哥哥一样搂着他的肩膀，用一种异样的声音说：“飞翔吧，年轻的鹰，送你两句老掉牙的古语吧：海是龙世界，天作鹤家乡！”在大学校园，他同样是老师和同学们的宠儿，大家都以惊讶的目光，注视着他的才华，并且预言着他的无限的前程。
从保育院开始，他就一直生活在无忧无虑中，他的童年时代、少年时代，以至青年时代的前半部分，都可以说是在欢乐和幸福中度过的。作为一名烈士的子弟，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他的衣食由政府供给，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冬天有棉，夏天有单，他的家庭背景更是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谁会怀疑一个六岁半时就被送进保育院的孤儿的身世呢？杨作新早就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这种环境自然有助于他的艺术天性的发展，同样的，这种环境也令他产生了一种盲目的虚幻的优越感。因此，当风暴骤然而降时，他目瞪口呆，他几乎一下子被打垮。
事情是从他任教时开始的，当时，他向组织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并且在填写履历表时，理所当然地出现了“杨作新”这个名字。他当时是如何填写的，我们已经无从知道了，总之，组织在审查履历表时，发现了这个疑点。即使履历表上并无疑点，外调也是当时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于是，组织派人来到肤施城外调。接着，就发现了杨作新之死的一系列疑点，其实，只要提出杨作新是自杀的这一条就够了，因为按照党内不成文的规定，自杀的人，通常以叛徒论处，更何况杨作新是死在自己人监狱里的。时过境迁，当年的情形，已经没有人能说清楚了，这样的一个人的儿子是怎么混入保育院的，也没人能说清了。于是，杨岸乡入党这件事，被搁置下来，而他也因隐瞒家庭出身，被悄悄地打入另册。至于他，还根本不知道这些情况，他只是觉得入党申请书早就填了，却迟迟不批，似乎有些蹊跷，有些不对头，至于如何蹊跷、如何不对头，他也自恃根基深厚，懒得去问。
他至今也不明白，自己是怎样碰撞了生活，或者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生活终于找见了这个早就不应该继续逍遥的他。那时，他按照天性所指引的方向，正无忧无虑地发展着，在为自己未来的艺术帝国奠基着最初的基石。他那时候多么年轻呀!在他眼里，花儿不是在春天，而是一年四季都轻快而热烈地开放着。星星每夜每夜，都透过窗帘那个缝隙，向他羞涩地微笑。他从一片树叶的抖动中体味到了诗歌的韵律，他从一座桥梁的建造中通晓了小说的框架，他从山峰的突兀中明白了将艺术的某一特征穷尽到极端才有可能在这条长廊上留下自己的痕迹，他从田野上眩晕般的太阳和两行通往远处的树木身上感受到了和谐这个概念，而学校围墙的墙柱和墙壁则教会了他什么叫规则和节制。举例说吧，他不懂得音乐，但是他的一篇音乐评论却使省城的一位权威慑服，那权威发誓说这是一位有着五十年音乐素养的人写的，它的作者一定是个名家的化名，后来，当杨岸乡站在他面前时，权威吃了一惊，眼镜差点从鼻梁上掉下来。
在这期间，他还曾经与诗人郭小川通信。在研究了郭小川的《白雪的赞歌》以后，他指出，这首叙事长诗的发表是由于受了前苏联解冻文学的影响，它与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是几乎同时发表的，诗人从虚泛的政治抒情转入对人类命运的热情关注，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所以他高出他周围的许多人。接着，他又发现，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八年，郭小川曾两度访苏，一次是作为作家，一次是作为政府官员。他把自己的这些见解都告诉了诗人，并且在一份文艺研究之类的杂志上撰文说：“假如任何小说家都必须站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上描写人生的话，那么任何诗人也必须站在哥白尼地动学说上歌颂日月山川。代替‘太阳西沉’而说‘地球旋转几度几分’，恐怕并不总是优美的。”这话当时给他带来了喝彩，过后又给他带来了灾难。不过，当有关方面最后为他“定性”的时候，突然发现，这话是一个叫芥川龙之介的日本人说的。当然是杨岸乡抄袭芥川，而不是芥川抄袭杨岸乡，因为芥川半个世纪以前已成古人。这样，杨岸乡的罪名就明显地减轻了，只要他承认是抄袭。但是，当办案人员向他指明这一点时，杨岸乡矢口否认，办案的终于明白，五十年前一个外国作家的灵魂，附在一个中国青年的身上了，于是不再怀疑，量度给刑，秉公办事。这是一九六六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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