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最后一个匈奴
作者：高建群
“世界上有些偏僻的角落，总是需要那些耐得住寂寞的人去填补的。可是，亲爱的朋友，你们做你们的扎根派吧，我却要走了。”这是平头在说话。说话的途中，他还看了丹华一眼，然后继续说：“这次回北京，我顺便联系了一下工作，在郊县的一个老干局，找了份差使。我已经对政治厌倦了，对无休止的你争我斗厌倦了，我想找一个安静的避风港，找一个贤妻良母式的女子，度过这后半生。”
丹华有些惊讶地望着平头。平头的消沉她是知道的，但平头的这些话，却出乎她的意料，尤其是“贤妻良母”这几个字，刺伤了她。她想立即就反唇相讥，但是，没容她开口，姚红却抢先一步，开口了。
姚红不能放过这个适宜的机会，于是抢先开了口，“我也要走了！”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好像她的离去对不起这个松散的小集体，对不起依然留在这块土地上的别的人似的。“我这是最后一次，来参加这个聚会，下一次，我在北京的家里，招待同学们吧！”
姚红的话音刚落，那个山羊胡子，立即紧张起来。他是因为姚红，才迟迟不走的。他每天以主要的精力，盯着姚红，然而这么重大的事情，他竟然一无所知，而且，时至今日，他的身份，也只配和大家一样，做个听众，等待姚红宣布这个消息。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有些愤愤然了。
姚红是个复杂的女性。关于她的那些传闻，不时出现在肤施城的街头巷尾。当然，嚼舌是人类的一种天性，尤其是对她这样引人注目的姑娘来说；说一句刻薄的话，男人的嚼舌出于想入非非，女人的嚼舌则出于嫉妒。据说，她在大队支书的土炕上，在公社主任的硬木床上，或者是工厂主任的长沙发上，都躺过，在她的目光的注视下男人无不臣服，而臣服的下一步就是接受她的驱使，为她奔波和效力。她们姊妹三个，一起来陕北插队，她是老大，老二老三，都先后由她出力，办回去了，她这是最后一个，如今，她也要起身了。
严格地讲来，这个小群体，对姚红的每一次光临，并不怎么欢迎。那些传闻，自然也传到了他们耳里。生活是沉重的，它对待每个人都同样沉重，但是，为了活得轻松一些，就非得那样掉价不可吗？姚红的走，对大家来说，也没有太大的震动，因为她有的是办法，她终究会走的，这个大家心里都明白。
姚红讲完后，久久地没有人搭茬儿，这使她感到不安。她知道大家的心思还停留在刚才自己宣布的那个消息上，并且根据这个消息，又在推测着那牢牢地跟随着自己的流言。她可怜地望了山羊胡子一眼，希望山羊胡子能打破这静寂，将她从窘境中解脱出来，但是，山羊胡子抗拒了她的目光，他将脸别了过去。
“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说一番话的，”姚红突然一改自己刚才的窘态，口齿清晰地说，“是的，我活得贱，活得掉价，但是，我是出于一种毫不利己的高尚目的的，朋友，你们明白我的良苦用心，明白我的那种处境吗？父母在文革中死了，死在北京郊外的一所五七干校里。面对郊外盐碱滩上的那两座孤坟，我拉着大妹和小妹的手，对坟墓说，我起誓，我要带好妹妹，保护好妹妹，并且让她们以后幸福。我做到了这一点，朋友，她们完好无损地回到了北京，没有人动过她们一根指头，我给了她们我所能给的，虽然这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是的，我贱，今天中午午睡时，为了给这张调令上盖最后一个公章，我还是在工厂革委会主任那张吱哑作响的木床上度过的。反正我是无所谓了。忘记我吧，朋友，不要再记着我了，我也许会以一副新的面孔出现在世界上，以后，你们见了我，永远不要提过去的事了；或者，干脆，北京街头匆匆一遇，装做互不认识，马路那么宽，各走各的路，好吗？”
姚红说，她来这里，就是为了说这几句告别辞的，说完以后，她感觉到自己的力气已经用尽了，于是挪了挪小凳，将自己的身体，软绵绵地靠在山羊胡子的胸脯上。
屋里的人受到了感动，起码是山羊胡子，和坐在床边的那一对夫妇。那一对夫妇中的那个女性，温柔地劝解和宽慰着姚红，叹息着女人做人的艰难；山羊胡子则轻轻地用臂腕搂住她，腾出另一只手，用一个指头蛋儿，将她腮边的一滴眼泪抹去。
丹华突然莫名其妙地大笑起来，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笑过之后，她略带嘲讽意味地对姚红说：“难道，你就这样的给你的妹妹以幸福，好一个圣女！你想到没有，此刻，北京城里，你的妹妹，也许正和那些小流氓厮混哩！你千辛万苦地为她们保护下来的贞操，她们反而会认为这是一种累赘！”
屋里的人，都知道丹华的性格就是这样，所以对她的尖刻，也没有表示出太大的诧异。只是姚红，她哆嗦了一下。她和丹华，小时候就同在一个小学上学。记得一次，为合唱团唱一首什么歌儿担任领唱的事，她和丹华还闹了一段小小的别扭。多年来，她们俩实际上一直竞争着，当然，每次，都是姚红占了上风。时至今日，同是天涯沦落人，那种竞争的心理，早就没了，不管怎么说，都是知根知底的同学，她们还是亲近的。丹华刚才的那一段话，自然刺伤了姚红，但是，姚红今天能来，而且能主动地将那些不能启齿的事情说出，原本也是准备接受比这更难听的话的，所以，听了丹华的话后，她没有反驳。一想到自己快要回北京了，她反而感到一种释然，甚至有一种优越感；但是又一想，现在不是表现优越感的时候，于是又将刚刚露出的一丝浅笑收回去了；不管怎么说，她终归是一个悲哀的女人，凝结在面部深层的那种紫色的悲哀之色，始终未能消退。如此说来，释然、优越感，加上悲哀，这三种感情同一刻出现在脸上，从而带给她一种古怪的表情。
平头这时候接过了话头。平头问起了丹华自己的事情，他说：“丹华，那么，你自己怎么办呢？走不走？我的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你还在写作你那永远没有希望，永远只配重新扔进字纸篓的小说吗？这次在北京，我在废旧书摊上，看见了你在文革期间出版的那本反映知青生活的长篇了，小说在书摊上，五毛钱一本，被当做废纸出售，我看了真寒心，赶快躲开了那地方。哦，你最近写的那个短篇，就是取名《最后一支歌》的那篇，怎么样了，有可能发表吗？”
“没有可能发表。出去旅行了一趟，又被一家刊物退回来了！”丹华用手拍了拍办公桌上那只大信封，淡淡地说，“雨果说过，‘文学的第一排总是虚位以待的。’原来我以为，这话是给我说的，现在看来，这话不单单是给我说的，或者说，是给除了我以外的别人说的。也许，以这个短篇的被退回为转机，我将从此洗手不干了。不过，我至今还没有下这个决心，一想到，中国文坛也许将少了一位最优秀的小说家，我就为中国文坛遗憾！”
“你不写了，你报复它们(中国文坛)，”平头愤愤地说，说着，瞅了大信封一眼，“那个《最后一支歌》，多漂亮，寄托了一种多么深刻和忧伤的感情呀！‘最后一支歌’，‘最后一支歌’，也许，为这篇小说命名的时候，你就打定主意，这篇小说如果不发表，它就是你的最后一件作品了。”
“你真聪明，是这个意思！”丹华说。她为平头的善解人意感到高兴，而平头所说的报复之类的话，虽然只是失败者的自我宽慰，并且有明显的奉承丹华的意思，但同样也使丹华高兴。他俩被大家认为是一对，而他们自己也有这么一点意思，究其原因，他们的思维往往能达到同步，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因素。
姚红这时开口了。她主动地和丹华搭话，以示对于丹华刚才的尖刻，并不在意。她问丹华，这次香港之行的感觉怎么样，能将那里的一些事情，给大家讲讲吗？
丹华的姨妈在香港。她最近探亲，刚刚从香港回来，她在北京，家里已经没有什么人了，因此香港的姨妈，屡屡督促她到那里去一趟，甚至提出，叫她到香港来定居。作为丹华来说，她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但是最近，她还是应姨妈之约，去了趟香港。那套牛仔服，就是从香港穿回来的，这种服饰，就是当时在北京，也比较罕见，不过过不了多少日子，它就会在北京街头流行开来，接着迅速地传到肤施城。北京知青来到陕北，给肤施城带来的最大的变化，也许是在服饰上。北京街头流行红裙子，一个礼拜后，肤施的街头也就流行开了，北京街头流行黄衫子，马上，肤施街头，黄色蝙蝠衫便像一面面黄旗帜在人群中招展。男人们传统的大裆裤，女人们传统的大襟袄，由于北京知青的光临，在肤施街头逐渐绝迹。北京至肤施一个礼拜一次的航班，北京知青的大包小包里，装的大约都是为别人代购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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