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最后一个匈奴
作者：高建群
中午，厂里安排了一桌饭，招待黑寿山。黑寿山提出，他要和工人一样，到饭堂里，排队买饭吃。厂领导一再解释，纯粹是一顿便饭，严格按上级的规定，四菜一汤，也没有上白酒，只几瓶易拉罐。黑寿山摆摆手，还是拒绝了，他有他的想法，新到肤施城，第一脚一定要踩稳，要注意影响，而第一印象往往是很重要的。
排队打饭的时候，他的前边站着的，是一个穿着工作服的、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刚才在车间里视察的时候，他曾经见到过他，在机声隆隆中，他曾经上前去，拍了拍他的肩膀，因此现在再见到他时，也就算是认识了。
利用排队打饭这一阵工夫，他和这位中年工人交谈起来，询问他的生活情况、收入情况，并且理所当然地问到了他的名字。中年人说他叫“杨岸乡”。黑寿山听到这个名字，觉得很耳熟，他想他在过去的岁月中，一定听到过这个名字的。说不定他认识这个人。他注意到了杨岸乡高高的颧骨，有些灰白的面皮，也觉得这面孔很熟。可惜他一生经历的事情太多了，脑子里塞的内容太多了，一时半刻，想不起来这位就是杨干大的儿子，就是当年杨作新死时，和他并排跪在那座黄土包前的人。
这时候挨到杨岸乡打饭了，打完饭后，下一个是黑寿山。那一桌饭没有吃，结果，厂里仍将菜中最好的一碟菜，通过这个窗口，打给了黑寿山。黑寿山是个精明人，他一眼就看出了这一点。他有些憋气，有一种受了欺侮的感觉，不过他没有声张，他不想再给厂领导难堪了。
黑寿山原来想等打下饭后，和杨岸乡坐在一起，再拉一拉。谁知打下饭后，四下一瞅，不见杨岸乡了，倒是厂领导，也从家里，拿来一只碗，跟在黑寿山后面，打下一份饭。“就在这桌上坐吧！”厂领导殷勤地说。黑寿山无奈，只好在饭堂的饭桌上，坐下了。
吃饭的时候，黑寿山问起他前面排队的那个人的情况。“哦，他叫杨岸乡，是个内控对象！”厂领导回答说：“不过，人还老实，工作也舍得出力气。他是十年前建厂时进来的老工人，据说到造纸厂以前，蹲过几年大狱。”厂领导简短地为他的这个工人，作了一个口头鉴定。
黑寿山听了，闷头吃了几口饭，说：“过去我们有许多事情，都办错了，或者办过头了，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解决这些遗留问题。即便是确实是有历史问题的，我们也不应歧视他们，要注意调动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
厂领导听了，认为黑书记讲得很好，很有政策水平，这个杨岸乡，听说原先还是个大学生，他一直考虑，想将他调到厂部，搞个材料什么的，就是怕人说他阶级阵线不清，用了坏人，今天，有了书记这句话，他就敢放心地使用了。
黑寿山听了，没有再说什么。
吃过中饭后，黑寿山躺在床上，稍微迷糊了一阵，就叫起秘书，坐车回了肤施城。回到肤施以后，他立即以全身心，投入到他的雄心勃勃的振兴陕北的计划中了。
第二十一章
黑寿山的突然光顾交口河，并没有给杨岸乡留下太深的印象。从建厂的第一天起，就不断有大大小小的领导，来这里视察和检查，在杨岸乡的印象中，他们都是这样，行色匆匆的。不过他觉得这个老头，态度要和蔼一些，平易近人一些。那天吃饭的时候，他也有心思，想和这位领导多拉一阵话，结果看见厂领导来了，于是他就知趣地躲开了。他不知道这是黑寿山，即便知道，他也不会知道黑寿山是谁。
杨岸乡仍然一门心思，等待着那封冒昧寄出的稿件。他掐着指头，一天一天数着天日。他这下可有事干了。他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他认为这篇被编辑屡屡退回的稿件，它的不能发表的原因是没有遇见好的编辑和好的刊物，用一句文绉绉的话说就是“明珠暗投”。他认为这样的作品如果不能发表的话(尤其在总体水平并不高的中国文坛上)，那就是文坛的损失，社会的损失，而且是对它的作者“花子”的不公正。
二十天以后，一封带着黄浦江潮汐味的信件，来到了交口河造纸厂。信件薄薄的，好像只有一张纸。信封上的收信人姓名，写的是“花子同志收”，收信人地址，写的则是“交口河造纸厂”，因为杨岸乡是用厂里的公用信封发去稿件的，所以，信理所当然地回到了这里。“幸运的花子！”杨岸乡连信也没有拆，就激动地说。他要去上班，他把信装到裤兜里，来到车间，疯狂地干起活来。一直干到下班。
“如果是厚厚的一沓，那就是退稿；如果是薄薄的一页纸，那就是用稿通知单！”他想。这是他昔日的经验。
杨岸乡想得不错，小说发表了。编辑部以压抑不住的喜悦，为他们发现这个文学新人而高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坛，群雄四起，新人辈出，说不定在什么时间、哪个地方，突然就冒出个令全国瞩目的人物。那些三四十年代就有广泛影响的作家，那些因五七年被错误地打成右派而蛰伏在祖国辽阔边疆和广大农村的人们，那些“文革”中受到挫折，动荡中变得成熟的青年，还有那些“文革”中一跃成为时代的宠儿、随之又被发落到最基层最偏僻的农村的插队知青，都力图把自己对于生活的思考，对于时代的思考，慷慨地奉献出来，贡献给社会的进步。
而那时候的编辑部、杂志社，几乎都以发现文学新人为己任，以推出能引起轩然大波的作品为荣耀，那是文坛一个值得怀念的光荣的时刻，那一阵子的文坛还没有被庸俗的市侩气氛所笼罩。它呈现出一时之盛。
来信是以“尊敬的花子同志”开头的。信中说，他们编辑部传阅了这篇小说，尽管小说需要展开的地方还没有展开，结尾也似乎应当更好一点，但无疑，这是一件真正的艺术品，是从作者心灵深处发出的命运的声音，是对已经过去了的那个年代的一份总结。
读到这里，杨岸乡失声痛哭了，大颗大颗的泪珠滴在纸上。尽管，这一切他已有所预料，但当它从预料变成活生生的事实以后，仍然令他激动不已。温暖的南方，谢谢你！春风先绿江南岸。写信的一定是个青年人，或许是个曾经插过队的知青吧，他或她一定是在激动得难以自持的情况下写这信的。
信的末尾提出了警告。编辑部认为，小说作者应当立即从她所描绘的那种感伤气氛中脱身出来。这是他们刊物发的最后一篇“伤痕文学”了，时代已经呼唤那些新的，强有力的，能够左右自己命运，并且影响别人命运的新人形象了。信中说，去了解那些理想还没有泯灭、心灵还没有被荼毒的小歌唱家们去吧，去看他们现在在做什么，他们准备怎样走完下面的路。
编辑部还要求花子珍惜自己的才华。如果她把才华浪费了，那无疑是一种罪过。“你的艺术感受力是过人的，你对素材的取舍是靠一种艺术直觉去指引的，这一点难能可贵。很多作家辛辛苦苦一生，也没能找到你现在的这种感觉。”
后面这些话，仿佛是给杨岸乡说的，仿佛是在含蓄地指责他。是的，当年，他也曾听到这样的话。他现在受到了猛然的一击，随之意识到一种虚掷生命的恐惧。他这时候想起了叶赛宁的两句诗，这两句诗仍然令他热泪涟涟——“金黄的落叶堆满我心间，我已经不再是青春少年！”念叨着这两句诗，他下意识地用手抓着自己的头发：不见有金黄的落叶落下来，倒是他的头发，有几根掉在了床单上。“叶赛宁像我这个年龄时，早已尸骸化为腐骨、坟头荒草萋萋了！”他不知为什么想到了这些。这天晚上，杨岸乡不敢再那样无所事事地闲待了，他取出了那支平时写信时才用的笔，又到会计那里吸了墨水，便在一沓旧纸上，胡乱涂抹起来。
刊登《最后一支歌》的那期刊物不久就来了。一笔相当于杨岸乡三个月工资的稿费单也来了。小说中配了个题图，画着一位正在电影院门口沉思的姑娘——修长身材，眼神忧郁，漆黑光亮的短发，像个“门”字，匀称地框住轮廓分明的脸庞。眼睛很大，额头光洁而富丽。整齐的牙齿紧紧地咬着，使得下颚的肌肉，带有一种力度的美。总之，插图上的这位姑娘，与杨岸乡在交口河小吃店遇到的那个，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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