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最后一个匈奴
作者：高建群
在北京逗留的日子里，杨岸乡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感到自己生活在一群最好的人中间，不管他们彼此的关系如何，他们的政治见解如何，但是都以同样的热情和坦诚欢迎他和爱他。在杂志社的办公室，责任编辑姚红的上三年级的女儿正在为大家背诵她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的一篇少年习作，听到闯进屋里的这个风尘仆仆的男人自报家门以后，姚红立即要女儿停止背诵，她说在大作家的面前你不敢再卖弄了。头上扎着两根羊角辫的女儿兴犹未尽地咂了咂嘴巴，而杨岸乡在一瞬间竟不知说什么才好，一丝窘意爬上了他的脸颊。“我很卑微!”他说。
他的卑微和谦恭的态度在最初的一瞬间，使得大家都有些不安。杂志社大约经常和这些地方上来的作者打交道，或者说他们的智商和涵养使他们能够洞察人的心理，因此，他们知道这个手脚不知道往哪里放，一颗心坠悬在空中的来客，是个敏感的易于受到伤害的人，是个经历了长途跋涉带着满身伤疤终于有一天走到这里的人，于是他们小心翼翼地和他谈话。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得自然起来的，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将一副窘迫的表情丢开的，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成了一个滔滔不绝的演说家的，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性格的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
他开始讲他的陕北，讲那个横亘在北方天空下的北斗七星照耀的地方，讲那块天雨割裂的支离破碎的土地，讲曾经反复出现在他的真实的梦境和虚幻的存在中的高原的一切。他说几千年的岁月令这种高原布满了史诗与传奇、陈迹与掌故，他说当你在高原上行走的时候，你感觉到行走在历史中，你的脚下一步一个典故，一步一个传说。他如数家珍地向这些虔诚的听众历数那些陈迹，而当讲到斯巴达克式的悲剧英雄李自成的时候，他想起他的这位亲爱的乡人，曾经走入过北京，走入过紫禁城，并且张弓搭箭，在紫禁城的牌楼上留下他射出的箭镞的深深痕迹。
在叙述的途中，他还应邀，唱了几首陕北民歌。他们希望他唱那些酸曲中最酸的句子，于是他唱了“赶快把腰搂定，醒来是一场空”，唱了“隔窗子听见脚步响，一舌头舔破两层窗”这些句子。在唱完这些以后，他并且解释，陕北的妇女从本质上讲是纯洁的守节的，她们所以这样露骨地言情，是因为一种精神的饥渴和性的饥渴，业已获得的通常交给缄默去珍藏，接吻的嘴唇没有工夫唱歌。
杨岸乡的这个观点却没有得到大家苟同，他们认为他遮遮掩掩，认为他是在寻找理由为这块风流的土地遮羞，认为他远没有坦率地唱出那些酸曲的精髓。
杨岸乡突然从他的叙述中惊醒，他发现自己是在中国境内一个最具权威最高规格的杂志社里。他觉得自己有些过于没有节制，过于放浪形骸，他不明白自己从进门到出门这一段短暂的时间内，为什么会判若两人。他生怕自己自我扩张式的叙述会引起在座的反感，而那种火山喷发式的激情会惊吓了大家，或者说这种坐井观天夜郎自大式的自负会遭到嘲笑。他怕失去这些高层次的朋友和这家杂志，他们曾经帮助过他，如果失去他们将会使他痛苦，而在以后的岁月里，他还指望得到他们的帮助。
但是杨岸乡多虑了。
他们每一个人都对他那么好。他不明白他们平日怎样，但是在对待他这件事上，他们的心灵像天安门广场那样宽广博大包容万物，他们欣喜这只雄狮在他们的刊物上咆哮，他们真诚地祝愿他在那块故乡的高原上建立起自己的艺术帝国。
“感谢你们对我的关照!感谢你们从茫茫人海中注意到了我的不谙人事的面孔!”杨岸乡说。
“不，是你支持了刊物!”他们说。
当走出这间办公室的时候，杨岸乡百感交集，他不知道怎么来回报这一群戴着眼镜的或穿着连衣裙的或白发苍苍的各位。他想自杀。
这天中午，编辑部在烤鸭店里，包了一桌饭，算是请他。有着一头富丽堂皇的银发的副总编和他的责编姚红都到了。总编是一位深居简出的文学界的泰斗，他打来电话向他问候，但是人没有来。
席间有三个人抽烟，一个是副总编，一个是姚红，一个是他，因此在上啤酒饮料之外，额外地上了三盒高档云烟，放在三个烟民面前。吃罢饭后，副总编将桌上三个大半盒香烟收起，塞进杨岸乡的口袋。杨岸乡不要，因为他看见副总编也是个嗜烟如命的人，而姚红的档次也不在他俩之下。但是，副总编还是一边隔开他的手，一边将烟塞进他上衣的口袋了。
在北京的日子里，杨岸乡还挨门挨户，拜访了文学界的那些泰山北斗。他向他们表示了一位晚辈的出自肺腑的敬意。他们在创作上达到了时代进程允许他们达到的高度，他们已经尽力，他们有理由生荣死哀。杨岸乡在上学的时候，就大量地读过他们的作品，因此在和他们的相处中，他感到很亲切，感到是在和长辈拉话。而那些功成名就的老作家，也表示了对他的期望——我们知道，这种期望是对每一个慕名而来的晚辈都会说的，并不单单偏爱杨岸乡一人。尤其是那些曾经在肤施城生活的“老延安”们，听说他从那里而来，他曾经是保育院的学生，于是大动感情，开始充满感情地回忆旧事，并且询问陕北高原今天的情况。
他还和那些新潮艺术家们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们大都是些青年，是些出言不逊目空天下的人物。他们聚在一个沙龙里，盘腿坐在地毯上，一边端着啤酒瓶一边指天说地。他对他们的许多艺术观点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和他们的接触使他大开眼界，真有“与君一席肺腑话，胜我十年萤雪功”的感觉。不过，他不同意他们那些偏颇的说法，例如否定传统，例如把艺术的某一个特征夸张到无限，并且试图用这种特征概括一切。他毕竟五十岁了。
引起他浓厚兴趣的，就有关于“过程”这个哲学概念的讨论。是的，过程贯穿在每一个运动着的事物中，地球的产生与消亡是一个过程，政党的产生与消亡是一个过程，人类的产生与消亡是一个过程，单个的人，从生到死也是一个过程。在这一点上，“过程”与杨岸乡对时间的沉思所得的结论相同，或者说两个概念基本上是一回事。但是，当“过程就是一切”，当“一切都是过程，目的是没有的”的命题提出之后，杨岸乡突然感到，这也许是揭示出事物本质和事物内在奥秘的一个重要的发现。远在他上大学的时候，就接触过这些东西，但那是从书本上接触，是以一个涉世不深的青年的目光接触，而此刻，经历了许多人生后，他的理解中有了许多成年人的思考。
当然，对于这样或那样的流行的理论，他只是浅尝辄止而已，他缺少时间和他们进行更深入层次的交流和探讨。这对他来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不论对某一项理论最后得出的是否定还是肯定，那都是有好处的，探讨的本身就是一个受益的过程，而那种轻松活泼的沙龙气息则更是令人留恋。
抽空儿，他还到天安门广场溜达了一阵，照了张相。他想到天安门城楼上感觉感觉，只是舍不得十块钱门票，没有上去。最后，他将黑塑料包寄存以后，随着人流，前往毛主席纪念堂，去拜谒这位二十世纪伟人。
毛泽东静静地安卧在鲜花和绿草中。他的隆起的肚皮上覆盖着镰刀斧头旗帜。他的身材显得矮了点，要么是床太大，要么是身体收缩了。算起来，他已经失去思维十多年了。他的脸色很安详，给人一种寿终正寝的感觉，美容师给脸上稍稍地涂了一点油彩，不过不细心看不出来。他下巴上的那颗痣不像生前那么明显了，痣靠血养着，可是血已经不再流通。
杨岸乡稍稍地放缓了脚步，以便多看几眼他。萧条异代不同时，有幸和这样一个伟大人物同顶过一片蓝天，同呼吸过一片空气，他因此而感到荣幸。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都是伟大的，他思想的力量和性格的力量驱使千百万人为他们所信仰的真理去牺牲，去前仆后继，他明明白白地指出前面是死亡，但是，千百万人唱着豪迈的进行曲，像宗教徒一样面不改色地向死亡走去。他相信他所信仰的是真理，他用六位亲人的牺牲来证明他对信仰的坚定不移。他的意志像花岗岩那样坚硬——记得马克思的父亲也曾经惊奇地发现儿子的头脑中有一种花岗岩般坚硬的东西。他的感召力又是那样的强烈，以至不只同时代的人臣服在他的脚下，就是在他之后成长的青年一代，也被他迷住了，被他的魅力征服了。他们以困惑不解的目光看着这一二十世纪现象，他们不明白他作为政治家的同时为什么竟又是天才的诗人和书法家，上帝为什么多给了他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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