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最后一个匈奴
作者：高建群
这时候大规模的平反工作已经告一段落，留下来的只是些遗留问题，因此，负责人有时间认真地听取了杨岸乡的叙述。听完叙述后，他首先谈到了杨岸乡自己的事，他说，杨岸乡的平反，正是通过他们，通知到交口河造纸厂的，他们本着对党负责、对同志负责的精神，认真地处理着每一件积案，这一点请杨岸乡放心。
开场白之后，接着便进入了正题。当说到“杨作新”这个名字时，负责人有些为难地敲了敲自己的脑袋。他说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间太久了，背景又十分复杂，以落实政策办公室的权限、人力和财力，是无法外调和复查这桩案子的，接到杨岸乡的申诉状后，他们曾发函与有关部门联系，零零星星收到一些返回来的材料，材料证明，当年拘捕杨作新时，证据是不充分的，他去庐山受训，是党组织委派的，而在受训期间，也没有发现有自首、变节或叛党的行为，而杨作新的“读古书”，是在关押起来以后，而不是以前，因此“思想消极，读起古书来了”的罪名似乎也是不能成立的。负责人说，当年发生的事情仿佛是一个谜，错捕的事情通常是有的，但是发现搞错了，纠正过来就是了，可是，杨作新竟被关押长达一年之久而无人过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在杨作新自杀之后，这桩案子便不了了之了，没有书面上的结论，连个口头上的交代也没有，这也是不合常规的、叫人纳闷的。关于结论的事，他们曾去函询问过一些老同志，据他们回忆，确实未做结论，因此，如今这未做结论的事情，你如何为它平反？你依据什么为它平反？本来就没有为你做出什么结论嘛！
负责人表示了对申诉人的理解和同情。他说他是小镇人，杨作新曾是他的启蒙教师，因此他多么愿意帮助他，但是他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他认为这是一个很难翻过来的案子，除了上边说的“未做结论”这个因素外，还有两个因为：因为杨作新是死在共产党的监狱里，而不是死在国民党的监狱里的，这是其一；其二，杨作新是自杀，而按照党章中不成文的规定，自杀就表示了信念的丧失，就必须以叛徒论处。
看到杨岸乡失望的目光，负责人说，落实政策办公室的直接上级是肤施市委组织部，为了慎重起见，他们将专门将杨案向组织部做一次汇报，看看上边的意见如何，作为他来说，这也算负责到家了。他将杨岸乡先前寄来的三份申诉状拿出来，连同他们的外调材料一起，装进一个卷宗里，要杨岸乡回去耐心等待，看看最后研究的结果。
这时候，又走进来一个新的来访者，负责人将头别过去，和来人搭碴儿。杨岸乡明白他该告辞了。
这个案件后来又拖了很久。肤施市委组织部召开部委会进行了研究，认为杨案当时是由边区保安处处理的，陕甘宁边区虽然已经撤销，但它后来成为现在的省委的前身，因此，现在的省委组织部应当负责这个案子。肤施所以将这个案子踢出去，除了确实觉得这个案子大而无当，自己力不从心外，还基于另一个原因，担心杨案的平反将要补发一大笔抚恤金，并引起诸如家属户口、子女安排等等问题，鉴于市财政十分困难，他们没有必要硬把这事往自己身上揽。皮球踢到省委组织部以后，省委组织部则认为，这个案子理应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来处理，因为最初这个案子是由他们一手经办的，底下的人只是遵令行事而已。中共中央组织部则认为，杨作新当时的组织关系在肤施市委，他是肤施市委管辖的干部，因此这个案子理应由肤施市委了结。于是球又踢回了肤施。
我们没有必要叙述这个公文旅行的过程了，面对这样一个奇怪的年代久远的积案，说一句老实话，谁见了也会感到头疼的。
随着落实政策的事情逐渐减少，这个办公室也就撤消了，代之而起的是“肤施市群众来信来访办公室”。根据市委书记黑寿山的提议，该办公室实行周三领导同志接待来信来访群众的制度，各常委轮流值班，处理问题。据说这个制度曾作为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经验，在《人民日报》上介绍过。在交口河等了太久的杨岸乡，瞅一个星期三，斗胆闯进了“信访办”，而那天值班的恰好是市委书记黑寿山。
黑寿山认真地听完了杨岸乡的申诉，接着又打电话调来旅行回来的那一大沓材料，细细地翻了一遍。“信访办”那条长凳上，杨岸乡的后边，还排着好几个人，因此，黑寿山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他告诉杨岸乡说，这件事他一定要管，而且要一管到底，对于那些为革命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同志，我们一定要对他们的政治生命负责，这为了死者，也为了生者。
黑寿山请杨岸乡先呆在那里，等着他下班。下班以后，当最后一个来访者离开办公室后，他站起来，走到杨岸乡跟前，和他紧紧拥抱。“好兄弟，随我回家去吧，今天晚上，咱们慢慢地聊。”黑寿山声音有些哽咽地说。
事情到了黑寿山这里，便算解决了一半。黑寿山将用他的全部的聪明才智，多年从政的经验，以及手中的权力解决这件事情。
黑寿山还记得他的“杨干大”，当年杨作新死后，就是他披麻戴孝，前往吴儿堡报丧的，而杨干大的婆姨荞麦，她在小镇上救护伤员那一幕，也给黑寿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想不到他与杨干大的儿子杨岸乡，是在这种场合见面的，这真应了“世界真小”这句话。
这天夜里，在黑寿山家中，两兄弟促膝长谈，直到东方透亮，自后九天开始以至今日的许多事情，历历在目，不提起倒还罢了，一旦提开头来，便再也放不下了。其间许多细节，不一一细表。
黑寿山将杨作新一案的所有的材料，细细研究，深感事情难办。这确是一桩棘手的无头无绪的案子，它的起因以至结束，都有些奇怪。加之陕北党和陕北红军的历史，历来被党史专家视为畏区，多少人在这个问题上不明不白地栽了跟头，黑寿山在风里浪里摔打了这么多年，焉有不明白的道理？因此，要想翻这个案子，还杨作新一个清白之身，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黑寿山拿着杨岸乡的那三份申诉材料，字里抠字，看到杨作新去庐山之前，康生找他谈话一节，终于眼前一亮，找到了解决杨案的关键所在。
康生当时是个神秘人物，平日深藏不露，紧要时候总有过人的表现，以整人为他的基本职业。将罪名加在这个整人老手的头上是妥帖的，或者，他确实就是制造杨案的幕后人物。
黑寿山要求杨岸乡，重写一份申诉状，他将把这个申诉状，批给肤施市委组织部，要他们尽快处理。在写申诉状时，避实就虚，也就是说避开问题的实质，因为这一切实在纠缠不清，而将罪责归结到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是康生。
这样，这桩由康生制造的冤案自然在平反之列。
杨岸乡自然言听计从，一切照办。更有甚者，当听说抚恤金问题亦是不能平反的一个重要原因时，他在申诉状中专门强调，他要的仅仅是父亲的清白，抚恤金以及一应问题，一律不再向组织提出。杨岸乡的这个明智之举打消了市委组织部的最后一丝顾虑。
三个月后，杨岸乡接到这样一份文件。
中共肤施市委组织部文件
肤市组发198×年第××号
关于对杨作新同志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
杨作新，男，汉族，肤施市吴儿堡村人。一九一○年生，一九二五年在肤施省立第四中学加入共青团，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受中共肤施市委的派遣，到庐山受训，回肤施后，被当时的边区保安处拘留审查，关押一年，于一九三八年病逝狱中。
一九二五年，杨作新同志在省立第四中学上学期间，受党的地下党员×××、×××、×××等同志革命思想的影响，学习进步书刊，宣传进步思想，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吸收加入共青团。一九二六年圣诞节时，因参加“非基运动周”活动，被伪县政府逮捕入狱，关押七天。出狱后，他的思想更加激进，斗争更加坚决。一九二七年当选为肤施市农民自救会委员，并与×××、×××等人参加了陕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一九二八年冬，肤施区委为了加强保安县党组织建设，发展壮大党的力量，特派杨作新等六位同志到保安工作，经刘志丹同志提议，安排杨作新同志到永宁山高小任教，并担任该校校长、党支部负责人。在此期间，他深入农村，宣传进步思想，带领群众反对苛捐杂税，对于贪官污吏、地主老财，则利用贴无名告帖的方式进行警告，使他们不敢轻易去欺压老百姓。在刘志丹同志的领导下，杨作新同志负责组织革命队伍，在保安、安塞等地，打土豪、分粮食、筹集粮款，为壮大革命队伍，推动陕北革命形势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一九三一年，永宁山支部遭到破坏，杨作新同志和其他同志一道重回肤施，在反动势力残酷镇压进步人士、白色恐怖笼罩陕北大地的形势下，他冒着生命危险，以肤施第一完小校长、肤施教育局督学、民教馆馆长等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他对党、对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在学校他公开在学生中宣传共产主义，讲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宣传革命思想，勤奋工作，为肤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了不懈的努力，并为党培养了一大批革命的骨干力量。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红军进城时，他以我党肤施支部负责人的身份，联系×××、×××等同志，并带领学生去欢迎红军。一九三七年一月党中央进驻肤施，他作为教育界的代表和×××、×××、×××等同志到杨家湾迎接毛主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