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最后一个匈奴

作者:高建群




  杨岸乡开始红漾起来。
  厂里的季度性总结和年终总结,在会计完成数目字的罗列、文书完成开头的一段大帽子后,具体的写作特别是文字修饰,通常都要找杨岸乡完成。厂大门口过劳动节、过国庆节、过元旦和春节时必贴的红纸对联,现在也由他撰稿和书写。而开水水管前的“严禁用桶提水,违者罚款”、男女厕所墙壁上的“大便入坑,小便入池”几个毛笔大字,也出自于他珍贵的手笔。
  “人尽其才!”厂长颇有几分得意地说。
  话说这一年年底,厂里要举行一次春节联欢晚会,而且要从晚会中选出优秀节目,参加肤施市工业系统的职工文艺调演。这样,杨岸乡责无旁贷,他成为各节目之间串连词的撰写者和其中几段说唱节目的撰稿人。
  他缓慢地将自己从最初的那种精神状态中解放出来,开始与社会交流,开始进入生活并成为其中角色。或者说,社会开始重新接纳他。
  他在这所谓的排练节目中找到了一点乐趣。
  当年在肤施市,曾经成立过一个文艺班,招的都是十一二岁的男孩子女孩子。当剧团和文工团被作为“封资修”的工具统统遣散之后,社会曾靠这些小人儿承担过宣传和娱乐的任务。后来“文革”结束,老艺人都从旮旮旯旯跑回来了,于是这些已经长成大孩子的少男少女,除了个别有突出天赋的,留了下来,其余的,便被招在这个工厂当工人。
  这些人现在成了春节文娱活动的骨干。
  其中有几个姑娘,十分漂亮。看着漂亮的姑娘在自己身边翩翩起舞,总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而如果其中的一个有意无意地瞅上自己一眼,那简直就是一种幸福。
  “他这人有些古怪!”这是姑娘们的一致看法。这种看法妨碍了她们进一步接近他。他们有自己的圈子,那圈子里有同年等岁的少男少女,她们都不乏自己的崇拜者,因此,假如在高跟鞋的帮助下,从杨岸乡的身边凛然不可侵犯地走过去,走过时顺便挺挺还不甚丰满的胸膛,或者在排练的途中,见缝插针,给杨岸乡说上几句尖刺的话,在她们看来都是并不过分的事情。她们还年轻。
  所有骤然而止的小打击并没有使他难堪,反而使他感觉到了生活在人群之中。毕竟有一群鲜活的少男少女,在自己身边。毕竟有音乐,尽管这音乐是由蹩脚的业余乐师演奏出来的。比起自己孤独的历程来说,现在仿佛从望不见边缘的沙漠走入了一座小镇,尽管四周布满了庸俗的气氛,但是他感到自己毕竟生活在同类之中,就像一只狗之于一群狗一样。尽管这一群狗不愿接纳它,嗅出了它身上异于它们的气息,但是这毕竟是同类。杨岸乡不由得想起了他的与鼠为伴的岁月。
  有一个出奇漂亮的女孩子,她明显地不同于她的肤浅的集体。
  她没有骄气,也没有娇气,当别的人大肆喧闹的时候,她总是懂事地躲在一边,并瞅上杨岸乡一眼,好像在为她们这一群人的肤浅,向杨岸乡表示歉意。她身材纤巧,面色端庄姣美,脸型和整个气质,让人想起一位故世的叫上官云珠的电影演员。
  据说她曾经得过一种病,这种病叫白血病,或者叫血癌。这种病生存下来的希望是百分之一。结果她活了下来,成为这难得的百分之一。
  她是独唱演员。在那次春节联欢会上,她独唱的歌子是一支老歌,歌词的第一句是“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下来的一句是“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这本来是一首不甚深刻,但是充满悠扬情调和安谧气氛的抒情歌曲。演唱者不知为什么充满了忧伤,从面容到声调里;因此在演唱中,将这支歌处理成了一支类似俄罗斯民歌那种“噙着眼泪的微笑”的味道。这种处理加深了歌子的深度,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舞台效果。
  她听说杨岸乡有一篇发表了的小说,是描写一位小唱歌家的。她很想看一看,于是主动地踏进了他那十平方米。这大约是十年来,第一个踏进这间小屋的女性。
  女孩子的肤色很白。不是那种养尊处优、涂抹过许多增白粉霜以后形成的那种美艳的白色,而是一种纤弱的营养不良的苍白。她伸手接过杨岸乡递给她的杂志时,杨岸乡接触到她的手指。她的手指出奇地冰冷。
  这个女孩后来参军走了。在他们相处的这一段时间内,或者准确地说,在女孩后来还这本杂志的时候,杨岸乡曾经吻了一下她。他感觉到她的嘴唇也是冰冷的。即便她的情绪处在一种热烈中,她的肌肤仍然那样冰冷,像个冰美人。这一点杨岸乡始终也没能想透。
  她通体的血是在患了白血病以后,被全部换过一次的。但这不能成为她冰冷的原因。
  在那一段日子,杨岸乡迷恋上了这个女孩。这件事构成了他生命里程中的一段小夜曲,一次狂暴的激情与另一次狂暴的激情中间的一段相对平稳的蓝色时期,一次灵魂的游堕。
  在排练节目的时候,他静静地躲在一个角落,缩成一团,长时间地痴呆呆地注视着她。看着她的丁字形皮鞋,她的像两条火车道一样笔直的裤缝,她的时而盘在头顶、时而垂在颈部的两根接近亚麻色的发辫,她的每一次的投手举足。
  他已经习惯了这种思维方法,即顺着一条直线想下去,一头扎进自己的想入非非。在那片臆造的意境中所呈现的各种景象,反而比此时此地凡胎肉躯所接触和感觉的一切更加栩栩如生。
  这样,在神情专注于一处,想入非非的时候,眼前的一切,便视而不见了。所以他给人的感觉是呆头呆脑、木里木讷,不善于交际,不能应付场面,说话的时候,做事的时候,注意了这个忽视了那个,不注意掌握分寸,不时地出现偏激,于是不觉地常常顾此失彼,磕谁碰谁。
  这个习惯是无法改变了,长期的孤独已经给他身上留下烙印。
  但是,如前所说,他毕竟从一种危险的精神状态下挣脱出来,回到正常人的生活状态中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生活的这一番打搅,让他的灵魂继续放逐在那没有边际的谵想中的话,精神病学也许又增加了一个临床病例。
  人是伟大的。尽管博学的哲学家们,在用放大镜和望远镜观看了过去、现在,以至未来的人类的生存状态后,悲哀地认为:生命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痛苦过程;这是一种与意识孪生的本能的痛苦,它于第一个猴子直起身子,走出森林,开始产生思想时,就附着在了人的身上;圣殿之所以尊贵庄严,就是因为它是人们共同哭泣的地方。然而,在这苦难的舟子之上,勇敢者仍然扬起他不屈的旗帜,他手抓着行囊的背带,时刻侧耳倾听着命运的召唤,风暴的喧响,他有一个坚强无比的胃,他汲收着苦难的乳汁,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强大起来。
  杨岸乡还年轻,澎湃在他心中的激情和精神力量,帮助他向生活的下一幕走去。用陕北的土话说:“你还没有活人哩!”所以,生活不允许他过早地就糟蹋了自己。
  “如果安排一切的不是上帝,那就是女人!”那些日子,杨岸乡脑子里时常回旋着这句话。
  这句话是在杨岸乡以热烈的目光,长时间地注视他的女神时,那女孩子回眸嫣然一笑,接着又用下颚一翘,暗示他“你失态了”时,他骤然想起来的。
  杨岸乡很为自己的这句话得意。但是,不久后,他就发现,这句话仍然出自一本书,而不是他的独立思考。他有些扫兴,他深切地感觉到,前人对世界的探究,曾经深刻和广泛到什么程度,旮旮旯旯都没有放过,你自以为你又发现了一块思想的新大陆,其实,你只是在拾人牙慧而已。
  女孩的名字叫艾芳。回到他的十平方米后,杨岸乡常常情不自遏,念叨着女孩的名字。他开始尝到了一种恋爱的味道了,这对一个四十多岁的人来说是一件可怜的事。
  女孩的眼神总有一丝忧郁。这忧郁将她和那些眼睛里没有内容的女孩区分开来。她一定有过什么不平凡的经历。白血病当然算一个,但是除了白血病之外,肯定还有。她的服饰是朴素的和简约的,这一点杨岸乡后来才明白。女孩子能用很少几个钱就将自己打扮起来,而为了保持裤管的笔直,她在上班的八个小时之内宁肯站着,也不愿在小凳上坐一会儿。一件不管什么样的衣服穿在她的身上,她总能将它收拾得干净大方,而这件衣服如果落入一位村姑之手,立即就会走形。这些习惯大约是文艺班时期形成的。杨岸乡还注意到她吃饭的时候,打的总是最便宜的饭菜,那么说她是将工资的绝大部分寄回家了,她家里大约还有什么人,年迈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吧!难怪那些大手大脚的姑娘们和小伙子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对她表示出一点轻蔑。白血病成为他们经常谈论的话题,他们总是用白血病这件事来抵消她的美貌,为自己平庸的面貌找到一丝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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