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最后一个匈奴
作者：高建群
“这是你吗，杨岸乡？”他拍着自己的脑袋说。
但是这种满足的心情，自我陶醉的心情，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情，只存在了一个礼拜。心灵安宁了一个礼拜，风暴平息了一个礼拜，神经和肌肉松弛了一个礼拜，熠熠发光的眼神安详了一个礼拜，心驰万仞的想象的翅膀收敛了一个礼拜，疯狂旋转的陀螺停歇了一个礼拜。是的，仅仅一个礼拜之后，他突然变得胆怯，心中忐忑不安。他试着提起笔来写字，但是一个现成的句子也写不出来了。一句话说完，句号应当在后引号外边还是里边，他甚至也弄不清了。他突然对自己的才能产生了怀疑。
这一个礼拜的停歇是必要的和重要的，它表明杨岸乡还能够掌握住自己，表明这个飞行的航天器还没有失控，表明他虽然具有精神病患者的因素，但是从本质上讲还是一个正常的人，一个有自制能力的人。
但是随之出现的创作危机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表明他已经进入了一个陌生的领域，超越了一个新的高度，宛如一个人在爬上一棵摩天大树的中途，返身向地面上看时，随之产生出的那种眩晕的和胆怯的感觉一样。他正在走向高度，同时也正在走向孤独，因为能够与他同行的人太少，因为四周的空旷和蛮荒在紧紧压迫着他，迫使他回头，而身后的庸俗的然而又是如此亲切的昨日又在召唤他归来。
敢于走向成功，这也许是每一个成功者走向成功时最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碍。中国之所以没有足球，就是因为中国的足球辞典里没有“成功”这两个字。
杨岸乡没有被击败，杨岸乡没有返身回来，他占领住了这个业已攻占的高地。他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大学讲师杨岸乡了，他的斑驳面容和他的以卡车计算的书籍帮助了他。而同时给他以帮助的，还有那些早已故世的大师们。普希金站在那里愁容满面地说：“青春呀，随着我的不可靠的才华消失了!”最初，杨岸乡不明白这位大师为什么要这样说，后来，他突然悟出来了，这是在提醒他，告诉他假如真有“才华”这个东西的话，它也是不可靠的，来时不唤自来，走时不请自走，他同时告诉他，连我这样的人物也时时处在一种自我怀疑中，所以你大可不必为自己一时的惶惑而气馁。
想到这里，杨岸乡微笑了。他也同时为大师这种说话方式所折服；他们从来不教训人，他们明白一摆架子就先失败了一半，他们只是真诚地道出他们的困惑和他们的愿望，但是正是这种深刻的心灵剖析和平等的交谈征服了读者。
杨岸乡感觉到自己的心灵空间明显地扩大了。感到自己的肚子像大肚佛一样具有了某种包容性。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它微笑地将它们纳入中间，既不因某些东西过于丑恶而义愤填膺，也不因某些东西十分美好而过分激动。即就是那些猝然临之、躲闪不开的东西，他也能够应付自如地将它们中和、化解。原先，每一个小小的构思、袖珍式的营造，都先在肚子里有了血胎，有了骚动不安的心情，有了回肠荡气的感觉，然后援笔而出，但是现在，没等作品在肚子里成形，没等气韵饱满血脉畅通，“扑”地一声，他放了一个屁，于是体内重新阴阳平衡。屁放得太多，这不能不使杨岸乡有些尴尬，“放屁是一种胃功能良好的表现”，对此，杨岸乡只好用不知从哪里拾的这句话用以自嘲。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他感到那些经历过的东西又开始汹涌在他的心中了。他感觉到它们已经不满足于这种袖珍式的、小摆设式的营造，也讨厌了给每一个朴素的生活场景套上理性的笼头，挖掘出诗意和命意，引申出道理和哲理，它们渴望以与生活同样朴素、同样多样性和同样多义性的状态表现出来，渴望用突兀的峰巅与和谐的构建支撑起更大的空间；而作者本人思想的旗帜也渴望招展在更空阔的领域里，或者说有一块更广阔的草原，以便作者精神上的驰马。
到了这个时候，杨岸乡明白，他不该再待在业已占领的这个高度，他该继续攀岩了。
每占领一个新的文学高度，往往不是靠技巧，而是靠积累，或者更明了地说，是靠阅历在冥冥之中给你以帮助。
他这时候开始抽烟。第一口打了一个喷嚏，第二口感到脑门有些发晕，待到第三口吸下肚后，全身都有一种松弛和麻木的感觉。他的无旁的心灵在抽烟中找到了一种慰藉，他的不握笔的另一只手也找到了自己的差使。写作的途中，他抽出一个一个烟圈，他看见他释放的一个一个魔鬼在烟雾缭绕中离他而去。他开始轻松了下来，他叼着香烟，看着这些昨日还在折磨着他，使他步履沉重，使他无法安宁的天使们，现在向世界飘去，去叩击一家一家的门扉。
“我把重负卸给你们了，我轻松了!”他说。
但是，随着这些老朋友的离去，他还是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他有些舍不得他们，他毕竟和他们度过了那么久的日子。
在写作的过程中，他体味到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感觉。好像这本来是一件成熟的艺术品，他在梦中读过，他在懵懂不知的孩童时代听人说过，他现在只是根据回忆将它复述一遍而已。特别是写到那些最为出神入化的章节时，他感到方块汉字变成了音符，他感到自己好像一座狂吐烈焰的火山，他觉得世界在这一刻退避三舍了，眼前只有一个他，一盏孤灯，然后在夜晚的星空下，在他的头顶的高处，有一个不知名姓的高人，正在一字一顿，向他口授。
获得性是可以有遗传的可能的。
也许在我们的体内，真的有许多的遗传的基因，它们来自自我们上溯的每一位祖先的生命体验。大自然将这些获得储存了下来，经过不知怎样的积淀淘洗，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将它交给家族中的某一个以便去应付挑战。
杨岸乡惊奇地发现，这件以梦游般的创作状态写出的《荒原故事》，里面充满了规则，充满了他以前从未使用过的技巧，语言像金属一样仓啷作响，色彩是那样地摇曳多姿，活生生的人物吟唱着像精灵一样从稿纸上飘过。而整件作品，又是一个饱含深意的关于生命的故事，里面充满了对善良感情和美好事物的渴望，充满了对人类未来的深情祝福，和对丑恶的鞭挞。
而那些或者被他称为魔鬼或者被他称为天使的人物，他们既不是魔鬼也不是天使，他们是被自己命运的咒符所掌握的活跃在人生舞台上的芸芸众生。即便是最丑恶的人物，他也在字里行间为他的行为辩解，为他的行为的合理性搜肠刮肚地寻找最充分的行动根据，即便是最善良的人物，他也没有把他们写成一个理想人物，他用调侃的揶揄的口吻，嘲笑着他们的无所作为。
小说写完以后，他没有去看第二遍，就像达吉雅娜给奥涅金写完信后，“甚至不敢去看第二遍”的情形一样，他只是合上了稿件，抽着烟，头脑将小说回忆了一遍。
他哭了。
《荒原故事》寄走以后，很快就在首都一家大型刊物发表了。评论界认为，《最后一支歌》的作者进入了第二个爆发期。评论界还认为，他在将传统表现手法和现代艺术的杂糅方面，他作品中弥漫的那种人类意识，都为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提出了许多新的话题。评论界还说，小说艺术难道与人类的艺术实践者和理论总结者开了个大玩笑，在经过几个世纪的探索以后，又不可避免地走成一个圆，转回到“讲故事”这个起点上去了吗？起码，花子同志的《荒原故事》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
《荒原故事》的责任编辑叫姚红。这是一个我们似曾相识的名字。
小说发表不久，杨岸乡应杂志社之约，去了一趟北京。他当年上大学时曾去过一次，那时北京十大建筑正在建设，他这次去是第二次。这是一九八七年的事。他这次来京，除了见一见杂志社的编辑家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签订将《荒原故事》改拍成电影的合同。小说发表后，几乎国内所有的电影厂，都来信、来电，或者干脆来人提出购买电影改编权的问题，但是，北京一家电影厂捷足先登，以地利之便，使他们将这部小说首先抓到了手里。远在小说还是清样的时候，他们就找到了责编姚红，而杨岸乡接到姚红的信后，几乎没有考虑，就同意了。他没有不同意的理由，他觉得这是人家看得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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