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非法入侵
作者：［美国］苏·格拉夫顿
又传来一句难懂的话之后，蒂尼走了。我听见他蹦跳着到了厅里。估摸着他上了床，我们马上忙乎起来。我拉开被子。佩吉给格斯穿上毛衣，然后把他的腿搬到床边。我把阿富汗毛毯披在他的肩上。格斯知道我们的意图，然而他太虚弱了，想帮我们却帮不了。我和佩吉一个人扶一只胳膊，当心把他弄痛了，因为他身上几乎是皮包骨头。他一站腿就弯，我们只得架着他不让他跌倒。
我们扶着格斯向门口走去，此时前门已经被我们全部打开。终于到了门口，我让他的手扶着门框保持平衡，然后迅速到卫生间拿起他的药塞进腰包。我又回到格斯身边，把他的重心放在我的肩上，为了让他站稳几乎是扛着他的胳膊了。我们挣扎着进了大厅。电视里传出的高分贝声音掩盖了我们走走停停弄出的响动，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随时被发现的威胁。只要蒂尼从卧室向门口探一探头，我们就算见鬼了。
格斯走得很慢，像刚刚学步的小孩每次只能移动几英寸。从他的卧室到大厅尽头十五英尺的距离几乎花了两分钟。索拉纳返回的时间似乎快到了。我们来到厨房门口的时候，我朝右边扫了一眼。亨利不敢敲玻璃，可是他正焦躁不安地又是摆手又是指点，打手势让我们快走，还用食指在喉咙处划拉了两下。显然索拉纳已经过了从海湾路到阿尔巴里尔路的那个转角。亨利不见了，我只能希望他自己救自己了，我和佩吉在执行任务，脱不开身。
佩吉的身材跟我差不多，我们俩都拼命让格斯站直身子往前移动。虽然他身轻如棍，但总是站不稳，走不了两步，两只腿就会发软。虽然行进缓慢，我们还是穿过了厨房。我们扶着他出了后门，我还没忘记把后门关上。我不知道索拉纳发现前门没有锁时会有什么想法。我希望她会怪罪蒂尼。我听见从街上传来“砰”的关车门的声音。我的喉咙里哧哧有声，佩吉望了我一眼。我们更加努力了。
从后门的门廊走下台阶的整个过程简直像是做了一场噩梦，可是时间太紧，没空去担心要是格斯倒下会是什么后果。阿富汗毛毯在他后面拖着，不是我的脚就是格斯的脚被绊住。为了防止被绊倒，我和佩吉只能半步半步地挪动。我想象得出我们三人堆在一起滚下去会是什么情景。我们谁都没说话，可是我知道她跟我一样紧张，也想赶在索拉纳回来检查格斯的房间发现他离开之前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
我们在后面的步道上走了一半，这时佩吉蹲下身子伸出一只胳膊放在格斯的腿下，来了一个漂亮的抓抱动作。我也如此这般。我俩用胳膊做成一张人椅抬着格斯。他用颤抖的双臂抱着我们，为了保住宝贵的生命坚持着。我们沿着走道侧身而行，一直到格斯的后大门。我们打开后大门的时候，锈迹斑斑的金属铰链发出刺耳的声音。这时候我们谁也没有犹豫，因为我们离自由近在咫尺了。我们仨摇摇晃晃地沿着巷道又走了二十步，终于来到佩吉的车前。佩吉打开前门，拉开后门，把格斯放在后座上。他居然还知道躺下不让别人看见。我从腰包里拿出他的处方药放在他身边的座位上。我又用阿富汗毛毯给他盖上，这时候他抓住我们的手说道：“小心点。”
“我知道你很疼，格斯。我们正在尽力。”
“我是说你，要小心。”
“我会的，”我说，然后对佩吉说，“开车。”
佩吉关上车门，尽量不弄出声音。佩吉进了驾驶室，坐到方向盘前，轻轻关上车门。我悄悄穿过篱笆进入亨利院子的时候，她把车子发动了。开始启动时很慢，接着突然加速，碾得地上的沙砾噼啪作响。按照计划，她把格斯直接送到圣特雷莎的急诊室。到了那里她让医生给他检查，如果有必要的话，让他住院。我不知道她将如何解释他们之间的关系，除非她说格斯是她的一个邻居或者朋友。没有理由以监护人身份出现，这害人的监护人实际上让格斯成了一名在押囚犯。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营救他，此外我们之间没有更多的讨论，不过我知道在营救格斯的过程中，佩吉好像是在营救很久以前在世的奶奶。
亨利出现在我公寓的转角，然后快步穿过后院。他身上没带任何园艺工具，这样看来他显然已经把那些工具丢掉了。他跑到我身边，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推向他家后门口，然后进了厨房。我们脱掉夹克衫。亨利锁上拇指锁，在厨房里的桌旁坐下来，我则向电话机走过去。我拨通了警察局切尼·菲利普的电话。虽然切尼只是个副职，但是我知道他善于见机行事，并很快让各部门各司其职，各尽其用。他一接电话，我就简明扼要地跟他讲了事情的原委。按照佩吉的说法，法院已经发布了对索拉纳的逮捕令。他专心地听着，我能听见他不停地在电脑键盘上敲打着，赶印索拉纳各种化名的通缉令和逮捕令。我把索拉纳现在的下落告诉了他，他说由他来负责处理。事情就是这样。
我来到桌旁，跟亨利坐在一起，不过我俩都很焦急，根本没闲工夫饮酒聊天。我拿起报纸，随意地翻到专栏版。如果有人真的抱有我读到的这些观点，那他们就是白痴。我试着看了看前面的版面，说的都是世界上经常发生的一些乱子，但是没有一件能跟我们在这里发起的这个乱子相比。亨利的膝盖在抖，脚在地板上弄出了轻微的“咚咚”声。他站起身走到灶台，从上面的钢丝篮里拿出一个洋葱，剥掉一层像纸一样的外皮。我望着他，只见他先把洋葱切成两半，又切成四半，洋葱变成很小很小的一块，那刺激的味道让他泪流满面。每当生活不顺，他就通过切洋葱的方法来医治内心的伤痛。我们静静地等待着，只听见秒针走动时发出的“嘀嗒嘀嗒”的声音。
我“哗哗”地翻着报纸，翻到“商业”版时，研究了一下描述1978年到现在的主要市场走势的曲线图。我希望这枯燥的文章会缓解一下紧张的神经，然而似乎没多大效果。我心中一直指望着听到从索拉纳肺部发出的尖叫声。她会从辱骂儿子开始。喋喋不休地痛骂之后，像个女鬼一样捶打亨利的门，又哭又叫。要不然就是对我们大加谴责。如果运气好的话，警察会及时出现，在她还没来得及进一步行动以前就将她带走了。
然而没有吼叫声，什么声音也没有。
寂静之外还是寂静。
5点15分，电话铃响了，我伸手拿起电话，因为亨利正忙着做肉糕，手指把燕麦片、番茄酱、生鸡蛋放在一磅重的碎牛肉里，揉得“嘎吱”作响。
“你好?”
“你好，我是佩吉。我还在圣特雷莎医院。我还是先把最新情况给你说一下吧。格斯获准住院。他情况不太好，也没有什么大碍，只不过需要些日子疗养。他营养不良，有脱水症状。他有低度膀胱感染，心脏也出了问题，身上有大量瘀伤。右臂桡骨处有轻微骨折，拍了X光，医生说这种情况发生有一段时间了。”
“真是造孽呀。”
“他会好的。他没有身份证，也没带医保卡，不过让他住院的那位办事员查了他以前的病历。我说了安全问题，医生同意格斯用我的姓登记住院。”
“他们没有大惊小怪吗?”
“根本没有。我丈夫在那里工作，是神经科医生。他的名声有点传奇味道，不过更重要的是，他的脾气像废品旧货栈的狗一样。他们都很清楚，如果他们大肆张扬出去的话，光是他这一关就没法过。除此以外，在过去十年里，我父亲给这家医院捐了足够的钱，让它上了台阶，因此他们对我也是恭敬有加。”
“哦，”我不由自主地惊叹了一声，因为我对佩吉并不十分了解，尤其是她丈夫的职业以及她父亲很富有这两点，我更是闻所未闻。“你的女儿们怎么样了?你要不要现在回去?”
“这是我打电话的另一个原因。她们正在玩伴那里吃晚饭。我跟她们玩伴的妈妈通了电话，她显得很冷淡，我向她保证一个小时之内去接她们。不把真相告诉你们，我是不会一走了之的。”
“你真了不起。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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